萧 红 传
孙茂山
萧红，女，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其祖父张维祯原为封建地主，但不善经营，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张廷举系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兰，家住呼兰城北四十五里姜家窝棚屯，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萧红幼年时，得到祖父张维祯的溺爱，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教育。1919年八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其父娶继母梁亚兰。1920年开始上学，在龙王庙院内的乙种农业学校，1921年改为第二十国民小学校。萧红学习用功，作文特别突出，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读高小一年级。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县内各界群众组织起“沪难后援会”、中小学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萧红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讲演，并和同学傅秀兰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学生联合会在公园俱乐部举行义演，各校纷纷拿出最好的节目，萧红也积极参加，并在话剧《傲霜枝》(反抗封建婚姻)中扮演了角色。
1926年8月，萧红高小毕业，在家休学一年。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1927年8月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8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张学良接受修筑“满蒙新五路”，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萧红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白天游行，晚上还和同学们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
在初中二年级寒假时，由其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将萧红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一个官吏之子，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教员。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她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想，一旦结婚，则无法继续念书。但父亲很顽固，他决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萧红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偷偷跟表兄陆哲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后迫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萧红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遭到家里、亲戚、邻居的白眼和讥讽，萧红难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门，只身来到哈尔滨。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认为给他丢了面子，宣称“开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顺旅馆，与她同居了。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萧红通过法院与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约。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8月松花江大堤决口，大水淹了哈尔滨道外的大街小巷。萧红怀有身孕，困在旅馆。她被迫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援，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不久与萧军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年底，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以后，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越来越严酷，作家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党外进步作家，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又帮助萧红、萧军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刻给鲁迅写信，希望能早日与鲁迅见面，请求指教。11月30日，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十分崇敬的鲁迅先生。萧红投奔到鲁迅身边，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她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在鲁迅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下，她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尤其是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倾注了鲁迅先生的许多心血。《生死场》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为这部书的出版进行了多方努力，但书稿被国民党当局扼杀，鲁迅决定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品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萧红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在鲁迅的教诲下，萧红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萧红和萧军在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新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在日本东京待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对导师的无限怀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以后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萧红的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动地刻画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实地记载了鲁迅先生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为我们研究鲁迅生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沦陷的前夕，萧红及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她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时，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临汾。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们。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萧军分手。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结婚去了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行了婚礼。由于时局动荡，萧红与端木蕻良辗转到了四川重庆，此间，萧红写了《朦胧的期待》等许多作品，成为她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了香港。
在香港，萧红应邀参加了“鲁迅六十诞辰纪念大会”。8月3日那天，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在当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演出了萧红创作的哑剧《民族魂》。萧红除偶尔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她写了短篇小说《后花园》；以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人民饱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顽强。这时萧红疾病缠身，在病中，完成讽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此外她还写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短篇小说与散文。到香港的后第二年，是萧红创作的丰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1942年1月，萧红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根本没有瘤子，却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哪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3l岁。
1994年12月
选自《萧红身世考》，孙茂山主编，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
1954年冬天，我因病来京治疗。听骆宾基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读者请求，正给萧红著作出文选，我想趁此机会．就我对萧红的了解写一点东西，以求给读者对萧红的认识有一点帮助。
一、我和萧红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里。
萧红长我五岁，是我的长姐。本来在我三岁我们的母亲逝世时，留下我们姐弟四人，其他两人在幼年便相继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萧红两个亲姐弟了。
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唯一还关心爱护我们的，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提起的祖父了。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给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由祖父来处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到头，总因祖父多给吃了一些糕点、干粮之类的食品而经常拉肚子。
在我记事以后，萧红给我的印象并不太亲密，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读书很少接近的缘故。但我还是很喜欢靠近她，她也是很关心我的。我六岁时曾随她到学校——呼兰女校玩过，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赵同学之间，我趁她们听课时，竟偷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之后赵同学和姐姐都没有责备我，还继续欢迎我去玩；又一次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使我高兴了不少天；最后一次萧红从北京上学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幻镜(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的玩具)，这在我想看电影而不得的当时，是多么大的满足啊！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的啊！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得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二、萧红的思想
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勇猛战士。这不仅贯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贯穿在她的一生行动中。这表现在：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的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的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听友人说，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还在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虽然她斗争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炼，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马伯乐》与《呼兰河传》正是这样的代表作。但她反抗黑暗反动势力的勇气始终没有衰退，斗争的精神也始终没有熄灭，从她最后的几部作品看来，勿宁说是更深刻化了吧？写到这里，我但愿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永远不要再受到萧红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与刺激了。
三、对萧红的纪念
听友人说，萧红逝世前曾谈到希望把她的坟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萧红的名义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我病重了，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诉我的近人替我完成这个志愿，当然我更希望萧红和我的朋友们能帮助这样做。
1955年4月28日
张秀珂同志是萧红的胞弟，1955年在北京和平医院治疗时，卧床口述了这篇纪念姐姐的文章，经别人读后，本人不甚满意，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因病情日重，不堪此任，故终未了却此愿。现按原记录稿誊写出来，以供研究。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张秀琢
最近在几家报刊杂志上陆续读了有关萧红和她所著《呼兰河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故乡和姐姐的深切怀念。萧红，这个曾每天见面，但又似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的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萧红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张秀珂。父亲带着他们生活了一年多，继母（我的生身母）梁氏来到张家。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十几岁，我刚记事儿，姐姐就离开了家。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萧红姐姐的学名张迺莹，在家乡——呼兰城里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读了小学、高小后，又到哈尔滨市第一女中读了一年多。
姐姐从小性格倔犟。父亲曾对我讲述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犟劲儿是“天生的”。姐姐热爱生活，她有一颗赤热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犟，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时最喜欢我家房后的菜园，它虽不大，菜的种类却很多，晶莹闪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长；粉红、金红交相辉映的西红柿，远远望去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攀藤而上结出硕大果实的大南瓜，像一个个大灯笼……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顶形的三角架，被绿盈盈的瓜叶和瓜秧罩满的黄瓜地了。一条条像翡翠般碧绿的黄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长刺，一朵小黄花还顶在头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黄瓜，给少年时代的姐姐带来了许多乐趣，姐姐很喜欢藏在黄瓜架下。记得有一次有二伯到园里来干活，把她领来了，临走时就找不见她，喊她，也不答应。后来发现她在黄瓜架下睡着了。
我家的后菜园种了各种花草，有晚香玉、夜来香、百合、西蕃莲……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连她喜爱的后菜园也被丢在一旁而钻进那个又小又黑，必须端灯进入的小后屋，翻腾着那些多年用不着的老古董。这可能是她有意避开令人厌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抗行为。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他感到温暖，她刚满二十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呼兰河传》里描写的有二伯，实际生活里确有此人。不过她姓李而不姓有，因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惯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随口叫起有二伯来了。
有二伯的身世详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他从三十岁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种着蔬菜、苞米、黄烟等作物。虽然忙时大家也到菜园里干点活儿，但主要劳动却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侍弄菜园子，供给家里食用的相当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挣钱，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饭在后，多半是和老厨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旧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这位在有钱人家里劳动了大半生，孤独、贫寒的老人。姐姐在《呼兰河传》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头……花花地往外流着荞麦壳。”
姐姐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起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主动把她带着。有时嫌她碍事儿让她躲开，她立刻撅起小嘴儿生起气来，弄得有二伯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哄她。
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落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念着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房户，其中崔家、李家最穷。李家的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为别人缝衣服。夫妻俩从天亮忙到天黑，仍然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一年过去了，又转过一年，照旧是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们穿着衬衣还觉得热的时候，北方的呼兰河边却要穿绒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袄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踡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都发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地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到李家给小女孩穿上。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友谊和爱怜，她用兴奋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姐姐。由于身体暖和了，发青的脸蛋儿也变得红润了。姐姐上下端量着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穿起一件大衣服，显得笨拙而有趣儿，便乐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亲了又亲说：“这衣服送给你穿了！”为这件事，惹得母亲生了一顿气，埋怨她不该把新买的衣服送了人。由于她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坑，实际上是走车马的大道，地势低洼又没有人修，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对行人以及由此经过的车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大车陷下去，行人掉进水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姐上高小读书的时候，大水坑是必经之地，如果绕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户的板墙，过路的人，只能借助这道板墙贴着墙根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姐姐第一次过水坑时，也是紧张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绕着走吧，这道你们女孩子走不了！”姐姐当时把眼睛瞪得溜圆，“哼，你们等着瞧吧！”说着挽起裤腿，两手扒着板墙，虽然很吃力，但还是过去了，从此男同学便不敢轻易地讥笑她了。姐姐上学是这样走过的，后来我们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样像接力赛似的天天都从这里经过。这种安排似乎是预示着我们姐弟未来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对封建迷信，对于抽签算命、拜鬼敬神等事从来是很反感的。四十几年前的呼兰，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动却很猖獗。大寺庙就有好几座，小土庙到处皆是，“铁嘴”、“金口”等挂摊儿的幌牌飘摇街口，活动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儿的了。它不仅骗人，而且害人，轻病加重了，重病闹死了，有一些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们骗走了钱物，真是害人非浅。姐姐不相信这一套，她把这些骗人的把戏揭示出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我家没找过跳大神儿的，但算命却是常事。有一次母亲找来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姐姐却非常讨厌他，站在窗外大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有两三个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扎彩铺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着，扎出了双双对对的奴仆、华丽闪光的车马、豪华壮观的住宅、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让它们伴随着死去的贵人进入阴曹地府。但是连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在《呼兰河传》里写得很深刻：“……没有人看见过扎彩匠还活着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若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在姐姐青年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的鼓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剪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例。我们家的一个远亲、王家的大姑娘，当时只有十来岁，就是姐姐给剪的辫子。现在我们遇到一块儿，提起当年剪发辫儿之事，仍觉得很有意思。
姐姐开始在龙王庙小学读书，这个小学就在我家的斜对过，后来改名叫南关小学。姐姐、哥哥和我都是在这个学校毕业后考入劝学优级学校的。听爸爸说，姐姐特别好学，读小学时就学唐诗。家里藏书不少，她几乎每一本都翻一翻，有些开始她看不大懂，可她坚持学习，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就愈来愈用心了。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满足的，她从同学、亲戚家里，从父亲朋友的手中借书看。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先后阅读了鲁迅、茅盾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和前苏联等外国的翻译作品。她学习成绩很好，从读小学起就是班级的高材生，常常受到老师的夸赞，说她天资聪慧，很有前途。
姐姐小学时的文稿，我没有见过，我看到过她中学时期的作文簿。全册都是用毛笔书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这个文本和姐姐一张叼着烟斗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是1934年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一次宴会之后拍摄的。从照片上姐姐诙谐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是闹着玩的，因为她根本不会吸烟），这两件东西在我手里一直珍藏了多年，可惜在1968年随着批判三十年代反动文人的急风暴雨，也同其他“污泥浊水”一样被荡涤得不知去向了。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由于卖国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兰小城怒吼了，学生们高举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小旗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姐姐走在队伍的前头，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保卫我中华！”那一天，她的嗓子喊得都嘶哑了……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东奔西跑，姐姐则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姐姐的反帝思想，感染了她的弟弟秀珂，他们写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词，油印成传单，散发给人们，我曾看到过油印的诗抄，可惜目前连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环境突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使姐姐离开了家。姐姐出走不久，哥哥张秀珂也留学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那时姐姐已经进关，由于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和书信来往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了，日本“刑事”多次搜查哥哥的住处，甚至在他的饮食里偷偷放入慢性毒剂，企图暗害他。是旅馆一位好心的下女(服务员)暗示哥哥，他才死里逃生，而后回到了祖国。在姐姐的影响下，秀珂哥哥在江苏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新四军，在黄克诚同志率领的第三师政治部工作，开始了对于他和我们一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生活。
姐姐没有和哥哥在一起，她先在青岛、上海，1936年去过一次日本，回上海后又去武汉、重庆，1940年去了香港。12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她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她对二十年的家庭生活感到寂寞、孤独、痛苦和凄凉。从这点看，《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
1942年，年仅31岁的姐姐被战争的灾祸、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长眠于香港的浅水湾。
选自《海燕》第三期，1979年（这里刊登时略有删节。）
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①
张 抗
萧红的本名叫张迺莹②，乳名荣华，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的一个地主家庭里，1942年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张家祖籍是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东十甲杨皮营村(今为山东省聊城区地莘县)。
第一代张岱于清乾隆年间迁移东北，到萧红时已是第六代了。第四代张维岳(1861—1910)，于1900年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萧红的父亲)过继给堂兄张维祯(1849—1929)，这便是萧红在其作品中时常提到的祖父。“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母死了，我就跟着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特别详细地描写了她同祖父学诗的情景，这可能是萧红早期所受的文学影响之一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③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胜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其妻范氏(1845—1917)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对萧红不是很喜欢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也写了祖母用针扎她之事和她对祖母的感情。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族人回忆：张维祯收继子张廷举后，本欲要他经营家业，但念其好学，不忍废之。据《宗谱书》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云云。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伪满时曾一度出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因民愤较小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选为开明绅士和松江省参议员。据亲属讲：张廷举“书呆子”气较浓，常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死后，家境平平，入不抵出，甚至不时卖点地以应支出。其妻儿常回阿城(即张维岳家)居住，理由是“我们过继出去的，老爷子不在了，我们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县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方面送粮送肉等，张廷举的亲大哥张廷萤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萧红的这位大伯父脾气暴烈，《呼兰河传》中所谈“父亲打有二伯”之事，很可能是指这位大伯父而言。
另外，铁峰同志在《萧红传略》中说：“据萧红的小婶讲，有二伯原名张廷臣，是张氏族中败落得最早的一股，有二伯乳名有子，在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二十九人中，排行老二(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七)。这是不确实的，据我了解，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没有乳名叫有子的。经查对谱书，五世同宗兄弟共三十人，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一，张廷臣排行二十三，夫人孟氏生三子二女，当时家居宾县猴石屯，为当地一中等地主。其父张维国曾任满清时地方乡约（相当于乡保长）之职。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排行第二的叫张廷彦，《家谱书》载：“生于咸丰六年正月初八日卯时，终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辰时，享年52岁。”现在推断是1856—1908，时萧红还未出生，故此人不会是“有二伯”了。
萧红的生母姜玉兰（1885—1919），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北姜家窝堡现为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姜家后又搬到呼兰镇四福胡同四号。据《宗谱书》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文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唯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共生一女三子，为荣华（萧红），富贵(夭亡)，连贵（张秀珂1916—1956），连富（夭亡）。据族人讲：姜氏是个精明强干的“理家”人，当时，张廷举先是读书毕业后又去汤原、巴彦等县任教，家事全由姜氏管理，萧红故居的厢房（现已拆毁）就是由姜氏一手操办建成。姜氏与萧红的祖母范氏一样，极为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萧红上学读书。本文所附的照片即是姜氏与萧红合影，拍摄的年代约为1914—1915年间，萧红当时三四岁，其胞弟张秀珂尚未出生。
萧军同志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的第十三封信（日本东京——青岛，1936年9月9日发）注释中谈到：“张秀珂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的父亲……”，“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种论断是失实的。据我母亲回想：我父亲确实曾对她谈过这个怀疑，并请母亲帮忙观察。父亲曾说：“在当时心情苦闷的情况下，这种怀疑无人可以诉说，后来在哈尔滨碰到萧军，因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所以就对他讲了。”母亲问父亲持有这种怀疑的根据，父亲讲幼时曾听到同住一屋的老厨子对他说过：“你的命苦啊，你没了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话使父亲经久不忘，父亲联系到冷森森的家庭关系，便加深了这个怀疑。我的叔伯五大爷张秀琳说：“秀珂在阿城住时，有一次我父亲（张廷选、张廷举的二哥）开玩笑地对我和秀珂等几个叔伯兄弟说：‘今晚，你们都去马房帮着喂马’。别人都睡觉不去，只有秀珂去了”。可见父亲当时的这种怀疑是多么强烈呀。光复后，父亲随八路军到了齐齐哈尔，祖父曾连续两次打发家人去接父亲去呼兰，父亲都没有动。后来祖父自己找到了部队，黄克诚同志亲自出面陪同吃饭，祖父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黄克诚同志考虑前方正在打仗，父亲在战争环境中已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便同意了这个要求，父亲感到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情。一次偶然的原因，父亲发现祖父和继祖母背着自己商量着什么，这使父亲更加深了以往的怀疑。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父亲感到自己不便继续住下去，便决定返回部队，同时告诉祖父要老老实实听从工作队的命令。当警卫员收拾父亲的行李时，发现马搭子里塞满了绫罗绸缎，父亲便叫警卫员把这些东西送交工作队了，祖父和继祖母对此甚为不满，曾说了一些很苛刻的话。这便是父亲怀疑的全部依据。
后来我母亲与父亲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老厨子的话很可能出于对剥削者的气愤，否则这类“谋妻害命”的事，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地主在当时虽无人敢于声张，但也必定躲不过土改运动的。“死者”的亲属朋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难道还能沉默不语吗？另外当时姜家在呼兰也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不会把自己的姑娘下嫁“地户”的。我的三姨奶（祖母姜玉兰的妹妹）曾回忆说：“大姐结婚时摆了好几天宴席，家里花了好多钱，我们还把花戴在头上坐着大车去送的亲。”这种婚礼“排场”恐怕是一般贫民所不能负担的。至于祖父和继祖母背着父亲商量什么，后来得知：一是开始听到将要土改的消息，合计着怎么处理家中的财产；二是想法子留住父亲，企图用这把“大红伞”来保护这个地主家庭。父亲最后自己否定了这个怀疑，张廷举是萧红的生父，而不是继父。我父亲还认为：祖父和萧红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不是什么血缘关系不同之故，而是萧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
萧红的继母梁亚兰（1898—1972），呼兰镇人，家境殷富。《宗谱书》载：“续配夫人梁氏亚兰亦名门女佐理家务具有条理”。梁氏共生三子二女，现均在。
萧红的童年是孤独寂寞的，她自尊心极强，同时也很脆弱，这是她性格中矛盾着的两面。她的童年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与母爱，父亲常年在外，父女之间是很陌生的。生母体弱多病，对她也很冷淡，不让念书，叫在家哄孩子，母女间的感情也不是很深的。萧红只是能得到祖父的溺爱。
生母姜氏去世时，萧红当时只有八岁，富贵已夭亡，张秀珂只有三岁，而连富则是刚出生不久。继母梁氏曾说：“我过门时，荣华穿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把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抱连富算是当了妈。”萧红上学后，张秀珂便搬到祖父的屋里，据张秀珂生前回忆：“我同爷爷睡在炕上也是念诗，爷爷屋里常常有些点心，我经常半夜醒来还要吃一顿，搞得肚子常常不舒服。虽然这样也是我童年时最愉快的一段时期。”萧红很关心自己的弟弟（连富在一岁左右死去了），上学时，常把小弟弟领进课堂里，结果把萧红的同学带的饭偷偷吃掉了。
继母对萧红姐弟俩虽未打一下，未骂一句，但双方感情是很淡薄的。萧红自幼在祖父的溺爱下很调皮任性。据族人回忆，萧红小时很调皮，常爬树上房掏鸟窝，同邻居的孩子跑出去玩耍。以前生母碰到这种事常常骂一顿也就算了，萧红也少不了祖父的一顿爱抚。但此时却不同了，继母常把对姐弟不满之事告诉了父亲，由父亲出面严厉训斥。而祖父由于年老体弱，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也就无暇顾萧红了，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说：“八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萧红从此在家里的境地开始每况愈下了。张秀珂对自己上学后的生活也有一段描述：“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里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钱，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余头。有一次馋糖吃，只好抽空偷个小瓶子来换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到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张廷举二哥张廷选的女儿)回忆：“那时我和三姐(张秀琴)在呼兰第一女子小学念书，住在三叔(张廷举)家，每天早上我们和秀珂都是胡乱吃几口小米饭就去上学了。因为三婶爱看牌，睡得晚起得也晚，我们背书包走时，才听见厨房里又熘又炒地准备早饭……”“上学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后来豆腐坊上家里要钱，三婶就把这事告诉三叔了。”
萧红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由萧红要到外地继续读书引起的。本来萧红1928年在哈尔滨女一中读书时，曾经参加了反对日寇修筑吉敦铁路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整个地主家庭的不满。现在又要去外地读书，父亲是坚决不同意的，继母积极支持父亲的主张，要给萧红“完婚”。父亲早在萧红在呼兰县北关第一小学念高小时，已经把她许配给一个封建官吏的儿子汪恩甲。据族人讲，萧红为此曾大吵大闹，继母便把屋门打开让别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萧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憎恨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萧红是“不肖”，“叛逆”，继母还把此事告诉了萧红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从乡下专程赶来“管教”萧红，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萧红的老婶王氏(张廷举的小弟弟张廷勋的妻子)回忆说：“三嫂在阿城住时，常把荣华不出门子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事告诉大哥(张廷萤)，大哥就去打荣华。有一次荣华没处躲了，只好跑到我屋里(东北习俗，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妇的卧室)，一天到晚不敢出屋，连饭都是我给盛好端进去的。她躲在屋里没事给我织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袜子手套。”萧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阿城走的，“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祖籍”。后来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父女曾在街头相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萧红的堂妹张秀琴说：“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曾去看过二姐(萧红)，还给她带些钱，劝她回去。二姐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父亲视萧红犹如“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其交往，而特别担心的是张秀珂。据族人讲：萧红走后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为父亲所得，他用手挡住信封下面的发信地址问秀珂：“这是谁来的信？”
张秀珂已认出姐姐那熟悉的字迹，但不敢如实回答，只好说：“不知道。”
“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
“没有。”
“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据继母梁氏后来说：“当时，秀珂跟他说话时，两只手都在发抖。”这场“审查”过去一段时间后，继母不知为什么竟背着父亲把萧红的信交给了张秀珂。继母曾说：“秀珂走时，我怕他身体不好，叫他穿上了他爸爸的皮大衣，我还把兜里钱都给了他，一直送他上了官道。”
张秀珂于1396年从秦皇岛上船，藏在货物之间，偷渡到上海，找到了萧军同志(当时萧红正在日本)，萧军给他找了住处。萧红回沪后见到张秀珂曾问：“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张秀珂回答。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萧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张秀珂拿着萧军写的信准备前往延安(后留在江南新四军)时，萧红问：“你身体不好，能坚持到底吗？”答：“我能够。”听到弟弟这个坚定的答复，萧红便同意了他所走的道路。
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她的文学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她却是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进行顽强抗争的英勇斗士。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我的同学萧红
刘俊民 讲述 何 宏 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从宾县考入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编入第四班，与张迺莹(萧红原名)、沈玉贤(哈尔滨市兆麟小学副校长)是同班同学。有人说萧红没有毕业，被开除了，甚至被写入电影脚本，这是不对的。我们三个人都毕业了，而且还拍过毕业照片，可惜这些照片谁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沈玉贤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第四班的称谓，并不是本年级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级的统一编排顺序。我们班是学英语的，开始时，有四十左右人，除萧红、沈玉贤外，我记得还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迟伯昌，督办的两个女儿……因为都是女学生，往往等不到毕业，就结婚了，所以毕业时仅剩二十多人了。
张迺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坠得她仰着脸，白晰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再批评一顿。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号高昆)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萧红虽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生美术小组的成员，却也十分喜欢绘画。一次萧红在校园画写生，被高老师发现了，于是，萧红便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后来，萧红能为自己的书做封面设计，正是高老师值得欣慰的。
虽然，萧红平素不爱说话，却好打抱不平。记得我们读二年级时，一天，伙食委员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个同学买菜回来晚了，让二师傅给炸馒头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议论纷纷。于是，萧红写了一首打油诗，放到任淑珍吃饭的桌子上(当时每人吃饭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饭时，任淑珍看见了，大发脾气，萧红端着饭碗走过去，拿起诗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是写得有些过火，不过，假若没有这事，她就不会写了。”我们见了她的恶作剧，只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诗，大概是：“任伙食长真叫馋，出去买菜回来晚，还吃油炸馒头片，大伙便宜不该占。”
读初一时，张迺莹家里便给她订了亲，男方是哈市顾方屯的汪家，未婚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的教员(其兄汪大澄是该校校长)，同时读法大夜校。他还来过我们女中，迺莹还给他织过毛衣。读初二时，他父亲死了，迺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孝。后来，迺莹发现他吸大烟，才讨厌他。
1929年，为边境之争，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与苏联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很快便以中国失败告终。我们这些青年女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为阵亡将士家属募捐，做了一些小兰花，到马路上，给过往行人(当然要选择比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后他给一些钱，这种活动叫配花。我和迺莹在一组，最多时，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于我和萧红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会活动，我俩总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非常要好，什么心里话都互相倾吐。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说，沈玉贤与萧红同住一宿舍，是不对的，因为沈玉贤当时家住哈尔滨市偏脸子(今道里区)，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后才住宿，那时萧红已离开女中了)，可能当年萧红病卧香港说错了，或者骆宾基记错了，因为当年与萧红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只有我了。
另一次学生运动，便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五条铁路了。当时的女中校长孔焕书（萧红给她起个外号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学生参加游行，她让一中和二中的学生代表给吓坏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首先奔向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今南岗民益街）请愿，然后转向道里外交特派员兼滨江道尹蔡运升家（今哈市市委侧门），要求他出来解答问题，“打倒卖国贼蔡运升！”“反对日本强修五路！”口号响彻云天，蔡运升从后门逃走。当时，天色已晚，临时决定解散，第二天继续游行示威。次日，我们在许公路二中门前操场集会，学联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使我们明确了抗日斗争的伟大意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口号此起彼伏，传单从我们手中撒向人群……当队伍走到西门脸（今新闻电影院正阳街一带），与前来阻挡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子弹射向天空，水龙头射向学生，但队伍在继续前进。萧红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很勇敢。还如她在《一条铁路底完成》一文中说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站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已经得到的传单。”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登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在游行之后，我又和萧红秘密商量，每天下晚自习，去学校附近的中长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今铁路卫校校址，当时司令是丁超)，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去！”“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这些标语是我们在宿舍里偷偷写在报纸上的。每次约贴十张左右，贴了近半个月，每当贴标语回来，我们总是挂满胜利的微笑，特别是萧红兴奋得很。护路军司令部门前是有哨兵的，我们两个，常常是一人监视哨兵，一人贴标语。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去贴标语呢？因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曾激昂地说，如果让日本鬼子修成五条铁路，那么他们便可以在一天之内占领全东北！贴标语这件事，没有第三者知道。
当年女中有一门公民课，是原修身课改的，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于嘉杉，总是照本宣读，同学们很不感兴趣。他讲法律那节课上，坐在最前排的小个徐微（就是萧军小说《娟娟》人物的原型），竟睡着了。于是，这位胖秀才老头发火了：“我讲公民课，你们不爱听，我讲“妈妈好糊涂”，你们就爱听了！”说完摔门而去。他这句话可把同学们惹火了，因为《妈妈好糊涂》这首民歌，是姑娘埋怨妈妈不给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认为，于老师这样讲话是污辱学生。于是，决定报复一下。在他再次上课之前，在黑板上写下：“一、何谓‘妈妈好糊涂’？二、试述‘妈妈好糊涂’的含义。”为了不让于老师看出笔迹，一人写一笔，这个点子，好像是萧红出的，于老师来了，便问班长郭淑媛：“这是谁写的？”她说：“大伙写的。”于老师见问不出，便气鼓鼓地走了。这件事几乎闹成学潮，后经训育张主任出面调解，才平息下去。
临毕业时，老师们很关心同学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读书，有的回本县。教英语课的马梦熊老师问萧红时，她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马上警告她：“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毕业后，她与表哥陆学禹一起去北京了。临走，她还嘱咐我们(我与沈玉贤都升入本校高中)：“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迺莹不在。”家里催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料皮大衣。
陆学禹在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便断绝经济供给，迺莹也不得不中断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学习。此时，汪恩甲赶到北京，迺莹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经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又断绝了经济供给，汪恩甲回家取钱，也被扣住。迺莹赶去汪家，也被骂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声，在法院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要离婚，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迺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迺莹是倔强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她父亲张选三、继母梁亚兰、还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给我爱人(当时在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打电话通知了我。她后来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曾来找我要过衣服和鞋。她和三郎结合以后，我和沈玉贤去商七街她家看望她。她说她生过一个女孩子(那是汪恩甲的)，把她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了。她还说她穷得要过饭，就是要饭也养活不了孩子啊！后来，我在哈尔滨大街上，遇见过她，她说她要去上海。以后便无消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已病死香港，为她的夭折，我们深深感到悲痛！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