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知友忆萧红
—初访徐薇同志
李 丹 应守岩
一个偶而的契机，浙江美术学院画家吴山明同志告诉我们：“徐薇同志是萧红的知己友朋。”并说萧军的小说《涓涓》中的涓涓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于是，我们登门造访。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徐薇同志虽是年过花甲的六十七岁的老人，但身体硬朗。她才思敏捷，胸襟开阔，十分健谈。当我们说明来意，请她谈一谈她与萧红的交往和有关萧红的情况时，她热情地应允了。
谈话就从萧军写的小说《涓涓》谈起。徐薇同志说，不错，萧军写的《涓涓》是反映我们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时的学习和生活的，书中的涓涓就是以我为原型的吧，我当时的名字叫徐淑娟，涓涓的取名是拼凑“淑娟”的左右偏旁而成的。书中的莹妮就是萧红，她的本名是张迺莹，小娴就是我的另一个好同学沈玉贤。当时我同萧军并不认识，萧军是从萧红那儿得到素材的。《涓涓》我一直没有读到过，是今年（1981）萧耘同志（萧军的女儿，而不是萧红的女儿，却是一位萧红研究者）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寄给我，这上面重刊了《涓涓》。萧耘同志还向我解释，说因为是小说，不是传记，说我不会不高兴的。我看了小说后，觉得写得很好。原来小说虚构了涓涓家庭的反动，以衬托出涓涓的叛逆性，突出了她的反抗精神。当时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并不认为哪一个家庭不好就会被人看不起，而是认为家庭出身越坏越能衬托出这个人的叛逆性格，这与文化大革命时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涓涓》里面写了好几个哈女中的同学，都很传神，萧军同志那时候恐怕还不到三十岁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写一点关于萧红的回忆录呢？”我们问。
她拿起案头的一封催稿信给我们看，笑着说：“你们看，又来催稿了，可我还未动笔呢！”停了停，又说：“至于写回忆录，老实说，我是很怕写的。”
“为什么？”
“第一，我想我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好像还没有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吧；第二，写回忆录有借死者的华彩来装饰自己，给自己戴上光圈之嫌；第三，从自己的感情上来说，有些知己往事，感受很深，不去写它，它却时时浮现在眼前，光景常新，一动笔了，形象就好像要逃掉一些，而且，笔下的形象总不如自己脑中的形象清晰，那音容笑貌，一举一动总历历如在目前。因此，我怕写回忆录。”
“那么，请您随便谈谈关于萧红的事吧！”
“我和萧红是1927—1930年间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我原是江苏常熟人，因我的父亲在哈尔滨工作，因此，我们全家来到了北方。1927年秋，我进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初中一年级，编在第四班。”
“请允许打断一下您的回忆。我们读了一些萧红的生平资料与回忆录，其中对您刚才讲的这一学校的全称说法不很一致，总的说是大同小异。比如您刚才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有的资料上只有一个‘区’字，有的资料上没有‘校’字，您能再回忆一下吗？”
徐薇同志沉思一下，用右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微笑着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一点不错。有两个‘区’字，有一个‘校’字。”她接下去告诉我们：
“我当时13虚岁，是1915年生的。萧红跟我同一个班级，我一直记得她比我大三岁，但现在的资料都说她是1911年生的，那么她是比我大四岁了。”
我是个矮子，坐在第一排。刚才说的张迺莹就是萧红，她也常写成张迺莹。
迺莹是个很有才气的姑娘，她会绘画、会篆刻、能写一手好字，她学郑板桥体，着眼于整篇，很好看，纯乎是一件艺术品。这得力于当时的图画老师高仰山的培养。张迺莹、沈玉贤都曾在高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了严格的铅笔素描、水彩、油画的训练。高仰山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他不仅图画画得好，教学很认真，而且他也爱好文学，很关心我们。说来也好笑，由于我的“国文”原来有点底子。我成了全班写恋爱信的“大秘书”，除张迺莹外，全班同学凡给未婚夫写的信，几乎都来请我“润色”或“审稿”。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毕业了，没有事做，就到邮局门口去摆个代写书信的小摊子，专给人写信，保证不会饿死。因为要写恋爱信，因而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看了不少。张迺莹、沈玉贤也看的。这些情况终于给高仰山老师知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去看那些无聊的东西，并介绍鲁迅、茅盾、郁达夫、莎士比亚、歌德等中外名著给我们看，这样，我们当时读了《娜拉》、《伤逝》、《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不少作品。
张迺莹不大谈她的家事，但我们知道她很早死了亲娘，爸爸也不疼她，她有个胞胎兄弟叫张秀珂，还有个老爷，这两个才是他的亲人。她家早把她许给一个姓汪的，正是因为攀这门高亲，才让她来哈女中读书的。当时，我们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姓汪的也在法政大学读书，是个纨绔子弟，我们对他非常讨厌。在毕业之际，迺莹告诉我们，汪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问我们怎么办？大家商量后，提出一个逃婚的方案：上北京。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说“可以写稿子”。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迺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我们认为革命在南方。而我的家里认为江南文化水平较高，要我“继续深造”，于是在我身上就没有产生矛盾，顺利地考进了松江女中，后因“思想过激”而被校方开除，因此我不得不改名为“徐薇”才考进上海复旦大学。这是1932年的事。
自哈尔滨分开后，我同张迺莹就没有再见过面。我们建立了一个通讯网，有一个通讯的簿子，大家的信都写在上面。一处一处传邮着，北京就有张迺莹和高原。很多人问起这个通讯本子，那是早已不知去向了，这个通讯是在张迺莹被她的未婚夫骗回哈尔滨而中断的。我以后所知有关迺莹——萧红的事，就是得之于传闻，而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张迺莹的情况：大家所知，迺莹的未婚夫姓汪的追到了北平，迺莹受了这个人的眼泪的软化同他同居，后来又被姓汪的骗到哈尔滨，被汪安置在一个什么旅馆，汪自己却逃之夭夭了。这时迺莹已怀孕，身无分文，连买一块面包的钱都没有，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去，直到后来三郎即萧军，趁哈尔滨发大水，用小划子把她救出。(为此，我是一直感谢萧军的。)迺莹嫉恶如仇，富于反抗精神，但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中，也看出她还有软弱的一面，当时我对她的“抉择”感到痛心，现在我是多么责备我没有给予必要的帮助啊！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的朋友和同学
—访陈涓和杨范同志
丁言昭
1933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艘客轮从上海出发抵达大连码头，在旅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下了轮船，又踏上一列北去的列车。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稚气和坦白的目光，身材适中，这位姑娘虽是头次独身离开上海出远门，心中却一点也不着慌，因为她想到不久就可以到达哈尔滨，看到多年不见的哥哥，心中充满了喜悦。这姑娘是谁？她，就是后来成了著名的俄文翻译家的陈涓同志。
1932年9月，日寇进攻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蒋介石却发出不抵抗的命令，事变次日，乞求“国联”来华调停，致使东北沦陷。在这种情况下，陈涓来到了国际都市——亚洲的“小巴黎”——哈尔滨。
陈涓的哥哥叫陈时英，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当职员。陈涓到哈尔滨时，他正好出差，不在哈市，就由堂哥照顾她。大约是陈涓到哈尔滨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和堂哥的一位朋友同逛同发隆商店，这是一家百货商店，同时也卖书。她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跋涉》的小说散文集，作者署名：三郎、悄吟。“三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好奇，还以为是日本人。朋友说，是中国人写的，而且还是他的朋友呢。陈涓因刚到哈尔滨，一切都很生疏，想买点书看看，了解和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但朋友劝她别买，可以把那二位作者介绍给她，同时还可以向他们讨书。当陈涓第一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萧军萧红家去时，二萧亲切真诚地接待了她，还送了几册《跋涉》给陈涓。萧红比陈涓大五六岁，就像大姐姐一样。这本《跋涉》出版于1933月10月，以“五日画报社”的名义印行的，印刷费是由朋友们凑成，初版只印了一千本。原稿大部由萧红手抄，她并到印刷局去装订这本书。当《跋涉》出版以后送到书店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就因犯“反满抗日”嫌疑，便被禁止发售和没收了。解放后，国内大约仅存几册了。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向萧军同志借来《跋涉》，作为母本，按原版式重印了五千本，萧红若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谢这些热心人的。
杨范的哥哥叫杨子祥，在哈尔滨铁路车务技术学校读书，与陈涓的哥哥同过学。陈涓到哈尔滨后不久，陈时英回到哈尔滨，对杨子祥说：我妹妹来了，和你妹妹认识认识吧。两个姑娘年纪相仿，爱好相同，一见如故，立即成了好朋友。
杨范是1928年进入从德女子中学校(后来改成：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校)补习班，半年后，经过考试，升入初中一年级，1935年毕业。萧红比她高一班，在四班，杨范在五班。数字越大，级数越低。(照此说法，萧红应该是1928年入中学，而不是1929年。另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进中学，说法不一。)这所学校位于哈尔滨市南岗住宅区，环境幽美。操场很大，分球场、田径运动场，设有秋千架、爬竹杆架及荡船等运动器械，冬天泼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操场四周环绕着高高的白杨树，很美。“九·一八”后，操场的一半成了日本人的遛马场。学生中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所以学校里备有二百人的床位，供这些寄宿生使用。当时萧红就是寄宿生。杨范先是走读生，到快毕业时，为温课方便，也住在学校里，成为寄宿生。食堂和操场设在地下室。
从德女子中学校的校名来自于“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当时有个校歌，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杨范还能记得几句：“从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作曲者是黄淑芳老师。她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教体育。黄老师在教学上很能动些脑筋，有时教学生在大操场上做舞蹈操，手里拿二朵红纸花，身上穿条小白裙，同学们上完沉闷的文化课，再上活泼的体育课，兴趣很浓。学校里经常组织运动会，有时还和外校一起在道里体育场，参加市里的运动会。当时学校里有“五虎将”曾参加了全运会，这在哈尔滨城里是很有名的。萧红当然也上过这位开朗的黄老师的课的。听说黄老师目前在北京，七十多岁了，还和青年人一样好学，每天听英语广播。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派人在张作霖乘坐的列车上放炸药，张作霖身受重伤，数日而亡。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张学良刚上台不稳固，又提出修筑吉(林)敦(化)铁路线的要求。铁路如修成，要不了二十几个小时，日本就可将大部队开入东三省。消息传开后，东北人民再次掀起抗日爱国斗争。哈尔滨大中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医科学校带的头，从德女中也积极响应，但遭到校长的极力反对。校长叫孔焕书，平时师生背后都叫她“孔大包牙”。别看她平时铁着脸，耀武扬威的样子，一到自己的双臂被两个带大帽子的童子军托住时，发青的脸上，也会闪动着恐惧，只得同意学生上街参加游行，说：“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当全校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整队出发的时候，萧红也是其中一个，而且还自告奋勇地参加宣传队，发传单、领喊口号等。杨范那时刚进校，在补习班读书，很小，穿个小斗篷，站在队尾，也跟着去了。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萧红在1937年11月27日写的《一条铁路底完成》里，有详尽的叙述，发表在1937年12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四期上。
萧红生性活泼，写得一手好文章，学校黑板报上，时常可以看到署名张迺莹(萧红原名)的散文等。她还绘得一手好图画，图画老师高仰山可喜欢她了。1977年杨范回到哈尔滨，旧地重游时，去看望高老师，可惜他已故世，不然，可提供一些萧红的情况。萧红常常出外参加活动，这在封建伦理观念统治头脑的校长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扬言要开除她。在学校里，萧红是大班的同学，杨范是小班的同学，虽互相照面，但从不打招呼，也不说话。直到1933年陈涓到哈尔滨后，杨范与陈涓一起到萧红家里去，才算正式认识。
那时萧军已把萧红从东兴顺旅馆里救出来了，一同住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一所半在地下的小屋子，进去时，要往下走几格台阶。屋子里很暗，空空如也，只有稿子散得四处都是，桌子上有，地上也有，这大概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最富有的财产吧。
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杨范看到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这件事给杨范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二萧以卖文为生，生活很艰苦，但从情绪上看，却很快乐。”确实，萧红那时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因为她在流浪、寂寞、困苦的生活中，遇到了亲人。
那时哈尔滨有个《大北新》画刊，是地下党领导的，具体主办人就是姜椿芳同志，还有已牺牲的烈士金剑啸任编辑，杨范在编辑部里管照片、财务等，有时也与姜椿芳等一起去印刷厂，接洽制铜版等事务，同时还写文章，发表在《大北新》画刊上有散文《一架钢琴》、《鸽子》等。她的好朋友陈涓也时有稿子来，如小说《棺材店老板娘》等。后来编辑部被日本人查封，姜椿芳被捕，金剑啸牺牲，杨范、陈涓及其他人就都离开了哈尔滨，这是1936年的事。萧军萧红早已离开哈尔滨，辗转青岛，到上海，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交上了朋友。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问世，正式登上了文坛。
两位老人回忆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且属小事情，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兴许会有点参考价值。所以我在年内，屡次打搅两位老人，受到她们的热情帮助，得以写成短文，呈献给读者。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