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密军组织的谋杀
说到法兰西，人们对于这个欧洲国度的第一印象大多是罗曼蒂克和充满了风情。在法国的首都巴黎，这个被世人称为“时尚之都”的浪漫城市里，有着世界闻名的代表着巴黎气息的四大建筑——埃菲尔铁塔、星形广场凯旋门、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
这四大耳熟能详代表建筑，分别有着属于它们的历史。它们的存在，也反映了法兰西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风情。其中，星形广场凯旋门的另一个名字——戴高乐广场凯旋门，正是为了纪念一位法国伟大的将军，夏尔·戴高乐。
有人说，在法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真正的伟人——
第一位是妇孺皆知、举世闻名的“奇迹创造者”拿破仑·波拿巴。他凭借着一把利剑，让法兰西征服了西方世界，几乎统一了整个欧洲，为法兰西帝国拓展了疆土，树立了威望，让全世界都认识了法兰西这个国家。
而另一位则是缔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超凡脱俗的军事才能，保卫了法兰西的尊严和利益，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大国地位立下了赫赫功勋。
可以这么说，如果历史上没有拿破仑，法国将一直默默无闻，不会被后人所称道；如果历史上没有了戴高乐，那么法兰西将永远不再被后人所铭记。这位法国著名的将军、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的伟人，用他毕生的热血和精力，为法国的崛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2005年法国国家二台举行的“法国十大伟人榜”评选中，戴高乐被全法兰西的电视观众评选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而他在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系列思想政策，也被后人称为“戴高乐主义”。
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的人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传奇色彩，而且，他也是历任法国总统中，人生是最为传奇的一个。他一生所遭遇的谋杀事件，有案可查的就不少于15次，情节之离奇，丝毫不逊于一部惊险电影。幸运的是，尽管多次遭到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极右政客所组织的刺杀，但在每一次惊险无比的谋杀中，戴高乐总能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这不得不说是上天对他拯救了法兰西的奖赏。
在戴高乐一生所经历的几十次刺杀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当属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几次刺杀事件。这些由法国“秘密军组织”所策划的暗杀行动，几乎差点就要了这位法兰西将军的性命。连戴高乐本人数次在最后关头幸运脱险后，也长长舒了一口气，不无后怕地说这几次刺杀事件凶险万分，自己能够虎口脱险，不得不说是上天的眷顾，幸运之极。
1958年12月21日，法兰西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此灭亡，第五共和国诞生，而戴高乐民望所归，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出任总统后，戴高乐决定冲破阻力，果断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问题。在此之前，穆斯林领导人已于1958年的9月19日正式宣布把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改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一如戴高乐，也是不低头，不妥协。
戴高乐担任总统后，希望通过调停谈判，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为此，他做了许多微妙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尽可能多地调走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军官，或解除他们的军权。他任命最具潜在危险的萨朗将军为国防部最高检察长，卸去他的兵权，而将他的副手莫里斯·夏尔将军提任为任总司令。接着，他又通过种种调动方式，或调离或强令退休，解除了1500多名中高级军官的威胁。
戴高乐重申了他关于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任何代表的安全。他的政策，使五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极端分子组织惊惶不安，他们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政策。驻军伞兵司令马絮将军轻率地对新闻界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并说军队永远不离开阿尔及利亚。1960年1月22日，他被戴高乐召回巴黎并解除了一切军政职务，这一事件成了一场大动乱的导火索。
1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皮埃尔·拉加亚尔德身穿伞兵制服，率领一群示威者占领了阿尔及尔大学大楼，其他示威者则由一个叫雅克·絮西尼的学生领袖率领，高呼“绞死戴高乐”，扒开街上的铺路石来设置街垒、路障，声称要坚持到马絮将军回到阿尔及尔为止。
随后，在1961年的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戴高乐利用他的个人声望和权威很快平息了这起武装政变，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这是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其结果是戴高乐取得了胜利。
从这起事件以后，这些极端殖民主义分子、顽固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殖民军官和极右政客联合组成了一个反对戴高乐政策的组织，这个组织被命名为“秘密军组织”，并且开始转入地下，搞起了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
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共产主义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以及暗杀戴高乐本人。
“秘密军组织”成立后，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爆炸和暗杀活动，以期阻挠和破坏戴高乐实施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到最后，更是直接开始进行对戴高乐本人的暗杀行动，至少有7次暗杀事件发生在1961年和1964年之间。
第一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发生在1961年的巴黎塞纳河桥畔，这起谋杀案当时轰动一时。
1961年9月8日星期五，晚上8点15分，戴高乐照例离开爱丽舍宫前往科隆贝的乡间寓所度周末。总统车队一共由5辆小车组成，总统专车由戴高乐和夫人以及副官泰塞尔上校乘坐，另外4辆则是警卫车。
巴黎到科隆贝总共有4条主要行车路线，为了安全考虑，一般只有在出发的时候才会确定走哪一条线。不过，由于戴高乐的时间安排很有规律，暗害分子很容易就推算出了他每月四次去科隆贝的具体时间和可能的行车路线。
当总统车队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19号国家公路上，越过塞纳河桥约600米处，从桥梁公路工程局堆放在坡道上的沙堆旁绕行时，突然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伴随着爆炸声，公路上顿时升起一道火网，扑向车队的所在。戴高乐在事后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火焰蹿得像公路两旁的树一般高。”
总统座车受到火焰的席卷，司机弗朗西斯·马鲁被火光照得两眼发花。不过他还算沉着镇定，知道如果不立刻突围，车子极有可能会被这凶猛的火舌掀翻，到时候就真的危险了。当下，他猛踩油门，车子呼啸着穿过火网，一直开到几百米外才停了下来。
车子的前灯受到爆炸和火焰的冲击，已经完全损毁了，不过好在车内乘坐的人并没有受伤。戴高乐从容地走下车，先是看了看被烈火熏黑了的车身，又看看身后冲天的火光，这才轻蔑地摇摇头说：“一群十足的笨蛋！”警卫车将他们团团围住，避免意外情况可能会对总统造成的危害。戴高乐询问了一下人员有无伤亡后，和夫人换乘另一辆车重新上路了。
这起针对总统的爆炸案很快就有了结果，经过警方的调查证实，炸弹是由“秘密军组织”中一个爆破专家特别制作的。他将45公斤红黄两色的塑性炸药装在一个德国造的丁烷瓶里制成炸弹，里面还掺入一种易燃的黏性混合物，由电动装置引爆，爆炸时瓶子的碎片可击中百米范围内的任何人，释放的火焰可以把汽车烧毁。炸弹的安置地点就那个在沙堆里，引爆用的雷管引线一直拉到400米开外的树林里。
警方推测，为了确定引爆的准确时间，除了引爆人之外，当时停在路旁的一辆汽车也是这起炸弹爆炸案的重要工具。执行这次爆炸行动的刺客初步估计至少有两人，一人负责引爆炸弹，另一人则在车内密切监视总统车队，并通过车子的前灯向引爆人发出车队到达的信号，亮灯的次数表明总统座车在车队中的位置。
事发后，赶到现场的宪兵在沙堆上发现了炸裂的丁烷瓶残骸，塑性炸药片撒了满地。连接瓶口的电线一直伸延到一片小丛林，在电线的尽头，发现一个点火装置，地面上还有一个望远镜空盒，证明当时那个引爆人的确就在这里。
而据警方鉴定，这次针对戴高乐的爆炸行动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由于引爆装置安装不当，并没能在总统座车最靠近的时候及时引爆炸弹。第二是制作炸弹的人没有把炸药片揉匀，只是混装在一起，导致引爆后产生爆炸力的只有三五公斤炸药，其余的炸药统统被喷洒出来；而且，炸药填满后没有把丁烷瓶底焊牢，因此，刚一点火，瓶底即被掀掉，结果产生的只是爆燃而不是爆炸，炸药的威力因此被大大减弱。
第二次暗杀行动发生在1962年的5月，由“秘密军组织”别动队策划。
因为在1962年5月4日，“秘密军组织”首领萨朗派驻本土的全权代表安德烈·卡纳(又名“独眼龙”)被逮捕入狱，导致形形色色的秘密军联络网和行动小组越来越各自为战。实施暗杀戴高乐的计划也往往由各个行动小组分散进行，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巴斯蒂安·蒂里为首的别动队。此人神出鬼没，策划了一系列谋刺戴高乐的行动，被警方视为最危险的对手。
1962年5月17日到22日间，戴高乐去法国中部巡视。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军组织”别动队密谋在戴高乐结束中部之行从利摩日返回巴黎的途中把装有雷管的丁烷气体瓶放在铁轨下面，待专列经过时立即接通电缆引爆，炸掉总统专列。
按照他们的设想，如果10个气体瓶同时爆炸，那么路面将被炸成一个大坑，甚至可能造成火车出轨。戴高乐即使在爆炸中能够幸免于难，他们埋伏在附近的杀手也可以在火车出轨时袭击，将他杀死。
5月23日，总统专列果然从这条线路经过，但预料中的爆炸并没有出现，一切都安然无恙。
5月25日，一些养路工发现了埋在铁轨沿线枕木下的电缆。电缆足足有500米长，但是除了电缆之外，并没有炸药和引爆装置。
警方猜测，可能是因为保安人员看得紧，导致埋设爆炸物品时没能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更重要的原因是警方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在5月20日逮捕了专程从阿尔及尔前来执行这次暗杀任务的别动队头目路易·布朗希，查获了包括丁烷气体瓶和配套雷管在内的一批武器弹药。
不过“秘密军组织”显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在制定炸毁总统专列的计划时，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备用的暗杀计划，准备一旦爆炸总统专列不成时紧接着执行，务必要将戴高乐杀死。
5月23日，戴高乐返回巴黎，“秘密军组织”计划利用当天他会去爱丽舍宫接待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机会进行暗杀行动。因为按照传统的礼宾安排，当外国元首座车开进总统府大院停下时，总统应该立即出现在台阶上。而贵宾从走出车门到登上七级台阶大约需要几十秒钟，这期间总统必须一动不动地站在台阶最高处等候，无疑会成为他们绝佳的射击目标。
“秘密军组织”将这个暗杀计划命名为“岩羚羊行动”。为了能够顺利执行这个计划，首先必须找到一个有利的隐蔽的射击点。经过多次的踩点观察，他们发现在圣奥诺雷街86号大楼，每层楼都有一扇窗户同爱丽舍宫的台阶处在一条线上，特别是二楼的窗户恰好同总统习惯站立的位置形成一条理想的射击线。
“秘密军组织”事先调查得知在这栋大楼的二层套间里住着一位俄国老画家，于是计划让一名杀手先行潜入房间，将老人控制起来；然后让另一名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和配有瞄准镜步枪的射手进入房间，与他会合。但是，巴黎警察局事先得到消息，及时逮捕了杀手，并于5月21日查获了准备用于“岩羚羊行动”的武器储存处，使这一暗杀计划再次化为了泡影。
“岩羚羊行动”失败后不久，“秘密军组织”天才地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塑性炸药制成衣服穿在宠物狗身上，当戴高乐演讲时，让这只狗跑向主席台上的戴高乐，躲在会场里的暗杀者相机用无线电装置实施引爆。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很快将一只小狗训练成只要见了官员模样的特别是如戴高乐一样的人，就会自动跑上前去献媚。
1962年6月10日，戴高乐如约前往某广场发表演讲。“秘密军组织”成员带着小狗混进了广场的听众之中，当戴高乐的演讲入高潮时，他们放出了这条足以令戴高乐致命的小狗。
小狗被主人放出后，按照他们的计划，奔向了戴高乐所在的主席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只漂亮的母狗进入了它的视线，双方当场调起情来，小狗后来虽然几次想窜到主席台前接近戴高乐，但每次都被母狗拖住了后腿，“秘密军组织”的这一次得意之作就这样被迫流产了。事后，小狗的秘密被警方发现，自此以后，法国领导人演讲的场合，宠物狗要么不准进入，要么必须像它们的主人一样接受严格安检。
接连三次的失败并没能扑灭“秘密军组织”的疯狂，很快，在这一年的8月，他们又接连策划了两起暗杀戴高乐的行动，其中一次差点就要了这位将军的性命。
8月，戴高乐照例要在科隆贝度假。“秘密军组织”联络到空军的一名成员，制定了一个空袭科隆贝总统私邸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事先走漏了风声，内政部长立刻采取特别戒备措施，防空司令奉命进行反空袭部署，其中包括：科隆贝周围20公里内禁止任何飞机在任何高度飞越，在总统私邸周围部署轻型高射火炮，在日出前30分钟到日落后30分钟的时间内，一架驾驶员就座待命的F84F式飞机随时准备起飞。由于戒备森严，见无机可乘的“秘密军组织”只能放弃了这次空袭计划。不过贼心不死的他们，在几天后又策划了一起更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特地从科隆贝赶来巴黎主持每个星期三下午都会召开的内阁会议。
内政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秘密军组织”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行动。出于对丈夫的担心，戴高乐的夫人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巴黎。于是戴高乐带着妻子和正在科隆贝休假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上校一同出发，沿途加强了保卫措施。自从1961的塞纳河桥暗杀事件发生后，戴高乐往往先乘直升机到巴黎郊区维拉库布莱机场，然后再换乘汽车前往爱丽舍宫。
因为戴高乐有急事，所以在换乘汽车后，德布瓦西厄便选择了最近的路线进城：从勒珀蒂·克拉马经夏蒂荣门、马恩大道、蒙帕纳斯大街、残废军人院大道。当时，“秘密军组织”成员已经准备在马恩大道靠近雷蒙、洛斯朗街的路口刺杀戴高乐，但是由于沿途车辆拥挤，杀手们耽搁了几分钟，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总统车队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戴高乐又躲过了一劫，但更为惊险的事件却在后面等着他。
这一天的内阁会议开得比往常长，到傍晚7点半的时候，部长们才陆续从爱丽舍宫台阶上走下来。不到10分钟，大院里停放的汽车都走完了，只有供总统乘坐的特制的“雪铁龙”牌防弹轿车还留在院内。
7点45分，戴高乐照例身穿老式双排扣深色西服，挽着夫人的胳臂，两人一道走出了爱丽舍宫，来到等候在那儿的总统专车，准备返回科隆贝。戴高乐有个习惯，只要不是参加正式仪式，总坐在后座左边，让夫人坐在右边。因为按照传统规矩，车上的荣誉座位应当让给妇女。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上校则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
在刚刚召开完的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弗雷汇报了有关谋刺戴高乐的最新情报，但戴高乐不予置评，也没有在会议上作出任何加强安全措施的决定。护卫总统返回科隆贝的车队只有一辆警卫车和两辆开道摩托车。
车队驶出爱丽舍宫，这时是傍晚7点50分。总统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很快开到克雷蒙梭广场，驶向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秘密军组织”早已潜伏在那里的观察哨看到车队越过塞纳河，就断定车队将走306号国家公路取道解放大街和勒珀蒂·克拉马前往维拉库布莱机场。于是，立即将戴高乐的行踪报告给了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指挥巴斯蒂安·蒂里。
蒂里立即组织实施预定的第一方案，在通向勒珀蒂·克拉马的主要交叉路口的大约500米的笔直、开阔的解放大街精心布置了伏击火力网。在右侧300米处停放一辆雷诺牌轿车，车尾朝着巴黎方向，两个杀手端着轻机枪在车内等待，司机也随时准备抓起放在身旁的冲锋枪；另一个站在车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300米开外的蒂里。根据事先约定，当总统车队到来时，蒂里将挥动《震旦报》作为开始行动信号。
除了这里的布置，蒂里还预设了第二个火力点——一辆雪铁龙牌轿车停在左侧离雷诺车200米以外解放大街和森林路的交叉处，这条小街正好与大街成直角，车上配备了三名持冲锋枪的杀手。这辆车的后面还有一辆“标致”牌轿车，里面也坐着三名带着冲锋枪的杀手，车上还备有手榴弹和塑性炸药，一旦总统座车遭枪击后动弹不得，就马上实施爆炸。
果然，和“秘密军组织”观察哨预料的一样，总统专车上了巴黎郊外306号国家公路。
晚上8点05分，蒂里远远看见一辆“雪铁龙”牌轿车飞驶而来。他认为这应该就是戴高乐的专车了，但却没有看到开道的摩托车，这让他有些意外，一时间犹豫了一下，想先核对车号。
但此时天色已晚，光线很不好，等他到确认的时候，总统专车已经从他身旁疾驶而过，于是蒂里慌忙挥动起手中的报纸，告诉等候的杀手，戴高乐已经落入了精心策划的伏击圈。
霎时间，前面这辆雷诺车后边的两扇门突然打开，子弹像雨点般向总统座车扑面袭来。副驾驶座上的德布瓦西厄果断地对司机马鲁说道：“一直开，走中间，往前冲”。马鲁紧紧握住方向盘，向大街尽头的交叉路口冲去，很快就超过了雷诺车。
被超车后，雷诺车仍紧追不放，机枪和冲锋枪继续向总统座车的背后射出一排排子弹。与此同时，埋伏在前边路旁的雪铁龙车上的另一组杀手又接着向总统座车的左侧猛烈开火。德布瓦西厄忙转过身来朝戴高乐夫妇拼命喊道：“快趴下！”戴高乐弯身前先朝后面的车窗外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一颗子弹把后窗的防弹玻璃打碎了。戴高乐立刻伏下身子，一颗子弹在离他头部仅几厘米处擦过。戴高乐的夫人此时也跟着弯下身子，另一颗子弹正好从她的头顶擦过。一发子弹打穿了德布瓦西厄的座椅，另一发则划破了他的裤子。
杀手们一共射出150多发子弹，其中14发命中总统座车。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射穿了，尽管内胎是自动封闭式的防弹内胎，但轮胎气压突然下降，使得汽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如同船只行驶在海面上一样剧烈颠簸。弹痕累累的总统专车还是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冲出了杀手们的包围圈，开到了勒珀蒂·克拉马的交叉路口，甩掉了伏击手，一直颠簸着开向机场。
此时，戴高乐和夫人的身上全部沾满了玻璃碎片，戴高乐的手指也被划破了。副驾驶座上的德布瓦西厄忧心忡忡地看了戴高乐夫妇一眼，生怕他们身上哪个部位中了弹而尚未察觉。当戴高乐走出车门时，他赶紧用手摸他的背脊、双肩和上装前襟，但都没有发现血迹。警卫车上的军医德加仔细查看了戴高乐的夫人，也没有发现异常。
在刚刚如此猛烈的枪击下，戴高乐夫人竟然都没有中弹，两人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戴高乐的这次遇刺但幸免于难的经历，立刻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8月23日清晨，闻讯的记者蜂拥而至，被警卫总统私邸的80名机动宪兵挡驾。下午6点整，戴高乐像往常一样到花园里悠闲地散步，等候了一整天的照相机、摄像机全都集中捕捉这个珍贵的镜头，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戴高乐确实还活着。
不敢相信戴高乐竟然会这么幸运的“秘密军组织”贼心不死，很快又制定出了新的暗杀计划。
1963年2月15日，戴高乐将对高等军事学校进行一年一度的视察。这使“秘密军组织”欣喜若狂，一份新的暗杀计划很快便被摆在了桌上。这次暗杀行动的地点就选在军校，实施暗杀的时间可以选在戴高乐到达的时候，也可选在他巡视学校的时候。只要选定一扇合适的窗户，枪手就很容易命中戴高乐。开枪后，杀手还可以从容地通过军校迷宫般的走廊和楼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
然而，对“秘密军组织”而言很不幸的是，在计划执行的前几天，一名参与密谋的军士因为害怕而向军方投案自首了。1963年2月14日，戴高乐视察军校的前一天，暗杀小组的成员全部被捕，两支刺杀用的带瞄准镜的自动步枪也被收缴，暗杀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1964年8月15日，戴高乐赴法国南方土伦军港视察。这次视察的一项活动是参加修建在土伦法龙山顶的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秘密军组织”利用这个机会，又设计了一起炸弹爆炸行动。他们事先在花坛里埋了炸药和装有定时器的点火装置，由微型半导体无线电接收器控制，点火装置则由步话机式的发射器控制，可以直接由混在人群中的杀手操纵，等戴高乐接近，就引爆炸弹炸死他。
不过对戴高乐而言幸运的是，典礼当天，因为杀手来得太晚，入口处已经戒严，无法进入；而点火发射器离目标太远，信号无法送达，导致炸弹并没能按计划制定的一样爆炸。
直到8月28日，纪念碑的导游突然发现从陶瓷花坛里喷出熊熊火焰，连忙提了一桶水向花坛泼去。这时花坛里突然发生了一次威力很小的爆炸，花坛被炸裂了，泥土中露出一个几乎被烧焦的小盒子，几节电池散落在外面，上面还挂着一截截电线。
此后，“秘密军组织”又策划了多起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其中有案可查的就多达15起，但福星高照的戴高乐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顺利避过凶险，堪称奇迹。
也难怪戴高乐在惊悉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殒命的噩耗后，感慨颇多的说道：“他的遭遇与我相似。约翰·肯尼迪死于非命，我也险遭不测。”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寓所里寿终正寝，享年81岁。
二、戴高乐的一生
1890年11月22日黄昏，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幢高大而简约的房子里，一个男孩诞生了，他就是夏尔·约瑟夫·玛丽·戴高乐，一个即将改变整个法国的人。
戴高乐的祖先属于法国北方的市民或下层贵族，他的亲属中有些人属于佩剑贵族（小贵族），有些属于穿袍资产阶级。戴高乐的祖父叫朱利安·菲利普，是位史学家，热心研究中世纪的证书和巴黎教堂的铭文，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他是正统天主教徒，主张法国人应当团结一致。戴高乐的祖母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她叫约瑟芬·戴高乐，奶名玛约，著有《贝尔伽特尔的阿黛玛尔》、《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以及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传记。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年轻时自愿参加“国民别动队”，是陆军少尉，获得过勋章。他的后来的职业是教师，曾在耶稣会管辖下的圣母玛丽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戴高乐的母亲叫让娜·玛约，是一位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妇女，对宗教风尚非常重视，是天主教会的忠实信徒。
戴高乐的家里以共有5个孩子，4男1女，戴高乐排行第三。童年时代的戴高乐自信心极强，生性好斗，喜欢玩打仗当司令官的孩子。他的记忆十分惊人，经常练习把单词倒过来念，14岁时已经是班上的尖子生，15岁就发表了诗篇《苦相逢》。
1907年，戴高乐在比利时的安托万学校完成中学学业。1908年回到巴黎进了斯塔尼斯学校。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贝当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
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一战结束后，戴高乐相应招募来到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戴高乐和伊冯娜结婚，婚后一共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伊冯娜因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智障婴儿，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列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1937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这时，副总理贝当和总司令魏刚等投降派在政府中占了上风，当德军逼近巴黎时，他们不组织抵抗，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拱手将巴黎让给了敌人。随后，雷诺政府垮台，贝当出任总理，向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军全部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法国北部由德国直接占领，南部由贝当傀儡政府管辖，首都设在维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到此结束了。
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德国血战到底。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
这时，戴高乐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着手把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武装部队，并开始引起国际的重视。
1943年，他把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就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其他抵抗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拥有50万战士，在国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
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加上他那十分固执而倔犟的性格，使得自己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可说是相当糟糕。因此，他被排斥在1945年2月雅尔塔三强会议之外，而这次会议却处理着诸如战后欧洲状况等与法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戴高乐想方设法取得了出席批准德国投降仪式的代表权，并使法国在德国获得了一块占领区。可是7月举行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戴高乐又被排斥在外，这使他在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人理睬他的旨在肢解德国的计划。尽管如此，戴高乐还是为法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享有大国否决权。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
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下野。在野期间，他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荡的覆辙。
1958年5月，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至少有四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戴高乐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
随后，他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
1968年5月，法国国内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不过他最终没能写完这部回忆录。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寓所里寿终正寝。按照他在1952年写下的遗嘱，葬礼举行的非常简朴，4万多群众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隆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