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仓央嘉措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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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从一首歌词说开并代序 (1)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日,我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轮回,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以上三段文字,是目前流传比较广的所谓“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或者叫“仓央嘉措情诗”。

仓央嘉措,这是个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的一个名字,这是个明显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名字。是的,他是藏族人,他的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的“诗人”。

无法不感谢以上三段文字的作者,没有这几段精致优美的文字,我们很少有人会记住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业已存在,如果有人询问其他历世达赖喇嘛的名字,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说出的;而只有第六世,仓央嘉措,广为人知。就如同我们熟悉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却只不过仅仅能叫出玄烨、胤祯等少数几个名字来一样,若问咸丰、同治的名字,大半还是知者甚少。

所以,对以上三段文字的谢意,我们至少可以基于这一点——是它们的流传,让我们知道了仓央嘉措的存在,并与六世达赖喇嘛对号入座,并由此,让我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它的神秘,它的美丽,它的若隐若现的奇迹及由着这奇迹生发的想往。

然而,也仅限如此。因为,这三段文字跟仓央嘉措一点关系都没有——嗯,话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还是有一点点关系,那就是张冠李戴——它实实在在是个现代的汉族人写的,却被大多数人以为是仓央嘉措的作品。

从三段文字的细微不同可以看出,它业已经过修饰。其原本,最早出现的载体不是诗集,更不是什么仓央嘉措情歌集,而是一张叫做《央金玛》的唱片。

所以,它是首歌词,它的名字叫《信徒》。

在这张由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的唱片中,还出现了另一首歌,名字叫《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第一次张冠李戴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信徒”这个名字渐渐不被人知晓,而将其歌词冠以“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题目。之后,题目成了作品属性,就如同《道德经》与《老子》并存一样。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歌词,却确实有仓央嘉措的身影,这首歌词将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诗歌整合在一起,并经过了删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与原作基本无关的歌词。

第二次张冠李戴,则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误会上的有意行为。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体中较有影响的乐队的重新演绎,它将朱哲琴的两首歌——《信徒》与《六世达赖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诗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做《仓央嘉措情歌》。据说这种大杂烩的拼盘歌词,也曾经由某位年轻的活佛演唱过。

于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为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的一部分——虽然,仓央嘉措跟它没有任何著作权与署名权的关系。

其实,如果仔细地比照《信徒》与业已被学界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文字风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辞之复杂、意境之优美、文字之洗练,在“仓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

真正的“仓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于1930年,汉文版本的著作权为我国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这本书版本名号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书名《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它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此后,有1932年刘家驹本、1939年曾缄本和刘希武本等。而且这几个版本间,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再其后的版本,几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润色本”。

而在这些版本中,从来就没出现过“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传确实太广,让人以讹传讹,直至今天,可以预见的是,它还会误传下去。

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仓央嘉措算不算一位诗人?

做这个判断,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写过什么诗,写过多少首诗,而这些诗的质量如何。

目前学界认为他是写过诗的,但写了多少首,没法认定。

对仓央嘉措诗歌数量做了详细统计的,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先生,他在《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而上文提到的于道泉译本、刘家驹译本、曾缄译本和刘希武译本,在诗歌数目上根本无法统一,谁也说不清楚截至20世纪30年代,民间流传了多少首仓央嘉措诗歌。

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数目,是汉译过程中人为划分的!

事实上,早期译者,比如于道泉,看到的似乎是一种可以连起来读的、有237句的“长诗”;他是根据对“长诗”在内容、意趣、风格上的评价,主观地将“长诗”腰斩,分成了若干“节”。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于道泉分节的办法是不是合适,谁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更简洁地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知道就意味着不合适。

那么,仓央嘉措的诗有多少首,就不可能有任何人下结论,除非,找到于道泉汉译本的原本,或者,找到其他译者并与于道泉译本不同的原本,进行文本比较。

事实上,学者们针对暂时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从内容、主旨、表达方法等方面,一直在进行着考证和剖析,目前基本的结论是:一、不排除其中混杂有民歌;二、不排除其中有为故意陷害仓央嘉措而伪造的“证据”;三、即使姑且认定为是仓央嘉措“原笔”的诗歌,由于传播过程的遗失、篡改、删加,其“原意”是否果真如我们所理解,也未可定论;四、即使我们统统将这些诗认为是“原笔”,其中的笔意矛盾,依然令学界疑窦重重。

这些疑点,简单地说,就是作品差异太大,不应该是同一人所写。曲高和寡的事情总会发生,如果直接引用学者“和尚骂秃驴”的结论,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接受——但是,学术的事情,不可以混水摸鱼,也绝不允许妥协——

你可以渲染,你可以夸张,你也可以迎合世俗,但是,事实不容忽视。

忽视,就是对事实的歪曲。

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仓央嘉措是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做出这种评价的基础,不仅仅在诗歌数目上,而且,关乎诗歌的质量。

很简单的逻辑推断是:一位爱好写诗、写了很多诗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诗歌爱好者,但不能武断地判断他是诗人,这还要评价他的诗歌成就。

引领仓央嘉措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是一本叫做《诗境》的著作。在仓央嘉措的有关文献中,记载了他从小学习这本书的经历。

《诗境》最早是一部古印度的梵语作品,作者为檀丁。13世纪初期,藏族学者贡嘎坚赞将其译介到藏地,后来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创作,最终成为藏民族自己的重要美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诗的形体、修饰和克服诗病等三个基本内容。因此,它事实上也是一本诗歌创作指南,尤其在诗歌写作方法的修辞学方面有极大的实用功能。可以说,它是藏族诗学体系的根,是奠定藏族诗歌创作技法与风格的源头。

而由于这本书的译介,使得藏族文学在诗歌领域产生了一次变革,在此前,藏族诗歌流行的是“道歌体”和“格言体”诗,受《诗境》的理论体系影响,在此后,形成了“年阿体”流派。

仓央嘉措为什么要学习写诗呢?是他的个人爱好吗?他从小就想做一个诗人吗?

不是的,这是传统,也是藏传佛教对僧人的要求。因为,它属于佛家“五明”中的“声明”,而且,在历史上,对《诗境》进行解释、注疏、评论的活佛,比仓央嘉措的学问大得不是一点半点,在他们面前,仓央嘉措如果自称诗人,是会被笑掉大牙的。

在西藏的历史上,活佛作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米拉日巴写了500多首诗,号称“十万道歌”,萨迦班智达的格言体诗歌,形成了《萨迦格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非仓央嘉措可以比肩。而宗喀巴、五世达赖喇嘛,都写过诗歌,诗作水平也远远超过仓央嘉措,可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诗人。

那么,凭什么认定仅仅写了根本无法认定的70首(左右)诗歌的仓央嘉措是诗人呢?

这要评价他的诗作的质量。

比如乾隆皇帝,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题字,几乎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二是写诗,据说一生写了四万多首,陆游加上杨万里也比不上他一人。但是,严格来说,乾隆的书法水平和文学水平,谈不上“名家”;而王勃诗作仅传世80余首,但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

仓央嘉措就是王勃一类的诗人。客观地说,他的文学天分不高,他的作品不多,但是,他的贡献大。这贡献,就是他的创作实践改变了藏族诗歌的文风。

前面说过,藏族诗歌有“道歌体”“格言体”和“年阿体”,在仓央嘉措的时代,是比较盛行“年阿体”的。这种诗歌的文风,有点类似于我们汉族地区的“文人诗”,写得很优美,而且像猜谜语一样用典故、写隐喻,这种文风肯定是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才能享受的,大多数没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而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平易近人,十分朴素,有点类似于民歌,这种文风是适于传诵,也适于更多的人创作的,它的贡献,就是将文艺从矫情的阳春白雪放归到朴素自然,将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贵艺术归还给了自由创作的民间。

这才是仓央嘉措诗歌的意义,不管那70首(左右)的诗歌是不是完全由他创作,也不管这些诗是不是在传唱过程中经过民间“加工”,计较这些,只有学术价值,但不关艺术价值——而这,也正是我们出版这本诗集,并大胆地重新汉译的心理支撑,把诗歌还给民间,让它以艺术的名义存在。

但是,以艺术之名存在,其基础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仓央嘉措的客观评价,而且,由着这评价,不要再继续歪曲其诗歌的内容。内容和艺术性,永远不能混杂在一起。

确实要感谢这70首(左右)诗歌,正是它们,让我们对这位活佛产生了兴趣。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兴趣不在诗人,不在诗歌的艺术,而在诗歌传达的内容,或者说是他们希望理解的内容——情欲。

就好像很少有人沉下心来研究《钗头凤》的艺术性,但绝少不了有更多的人八卦陆游和唐婉的爱情一样。

这才是这些诗歌流传的真相,也才是《信徒》张冠李戴的真相——将一位地位尊崇的活佛与情欲联系起来,进而津津乐道,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心理,哪怕这种心理的基调是颠倒黑白。

所以,关于仓央嘉措的真实生平,是要有一个解释的必要了,他是不是一个浪子,是不是半夜溜出去私会情人,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理解诗作中貌似“情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