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入定修观法眼开，祈求三宝降灵台。观中诸圣何曾见，不请情人却自来。
2.入定观修上师尊，心中偏偏不显现。不曾意想爱人脸，清清楚楚现在前。
这两首诗实际上是一首两译，写的都是观想的时候，“诸圣”和“上师尊”，也就是佛菩萨的影像还没有浮现在眼前，却看到了情人；而且是“不请情人却自来”。
这首诗于道泉先生是这样翻译的：
我默想喇嘛的脸儿，心中却不能显现；我不想爱人的脸儿，心中却清楚地看见。
可以看出，于道泉的版本是字面直译的，而曾缄的版本是体现出一些含义的。
这些含义，还得靠佛家的观想方法来说明：观修练到一定层次，不是看到佛菩萨，而是佛菩萨与自己合二为一。所以，“不请情人却自来”可以说是仓央嘉措修持观想的一个心得，也记录了他修持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此时的仓央嘉措，也许不用眼观的办法，而是可以在心里很快地进入观想的层次了，这就是“不请却自来”、“不曾意想”表达的境界。
至于是“心中”重要，还是“眼前”重要，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佛教界的人士解答吧。但无论答案是什么，即使仓央嘉措此时的修行层次在佛家看来还不高，也只能说明这首诗记载了当时的他的修行心得。就像某位作家的早期作品，虽然不成熟，但却记录了他当时的水平。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于道泉先生的译本：
若以这样的“精诚”，用在无上的佛法，即在今生今世，便可肉身成佛。
这首诗在曾缄翻译的时候，加了很多“文采”，又将“情人”这样的字眼儿给弄出来了：
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肯把此心移学道，即生成佛有何难。
按照于道泉先生字面直译的翻译风格，恐怕原诗里是没有“少女”这样的词的，但曾缄还是大胆地保持自己的“统一风格”，于是民间又会将这首诗当成情歌了。
为什么会当成情歌呢？原因有二：一、诗里有“情人”的字样；二、错误的阅读逻辑。
因为仓央嘉措原诗恐怕是没有“少女”字样的，所以我们搞不懂曾缄译本中的“情人”指的是女人，还是佛。不过，这都不要紧，无论它指的是什么，我们都能从阅读逻辑角度分析出它不是情歌。
按普遍的阅读逻辑，“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是个时间上的承接关系，翻译过来就是：观想的时候，情人却浮现在眼前。这样理解起来，前半句是后半句的时间状语。意思很明显，仓央嘉措不好好修持，表面上在那儿装样子，心里想的还是情人。
而如果我们用另一种句法解释，就可以得出完全迥异的结论，这个办法就是将后半句当做前半句的补语，翻译过来应该是——“静时修止动修观”，就好像“历历情人挂眼前”。
这说明了什么？恰恰说明仓央嘉措将修持时刻放在心头，时刻惦念不忘。
这样的解释，秘密隐藏在上半句中，“动”，说的是不仅仅打坐的时候要修持，行动的时候也要时刻不忘、时刻精进，就好像谈恋爱的人时刻把情人挂念在心头一样，这样才可能有大成就。所以下一句就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即身成佛了。这里需要指出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一个区别，汉地佛教一般来说，主张的是修持多少劫、多少世才可以成佛；而藏传佛教追求的是今生今世就能成佛，也就是即身成佛。
调整了阅读逻辑，我们发现，哪怕“情人”指的就是个女人，也说明仓央嘉措此诗是佛法诗，焉知他不是在劝导世人：求成佛和世间谈恋爱异曲同工啊，都要念念不忘、魂牵梦萦才能成功呢。
如果“情人”指的不是女人，是佛呢？那么我们就又有新的发现了。
此时，前一句上下半句之间，就不应该考虑定语和补语的问题，而应该成为并列关系了。“静时修止动修观”在古汉语里不是“静该怎样”、“动该怎样”两件事，而是将“动静”和“止观”拆开写了，这在古汉语中是常见的结构方法。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单独地分析“止”和“观”，它们应该是一门功课——“止观”，这是一切禅定的精华，佛家的必修功课，观想便是其中的要义。
那么，整句翻译过来就是：无论是行动还是打坐都要修持止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佛菩萨挂在心头，这样精诚用心的话，即身成佛是可行的。
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发现，以上列举的三首仓央嘉措的诗，都是佛法诗，和爱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诗作中出现的“情人”字样，如果理解为“佛”，含义就完全变化了。
那么，理解为“佛”是否可行呢，这是强词夺理，还是原意如此呢？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曾缄译本诗作中有这样一首：
意外娉婷忽见知，结成鸳侣慰相思。此身似历茫茫海，一颗骊珠乍得时。
按照世俗化的理解，这是一首“情歌”，表达的是与意中人心心相印的渴望和惊喜，情义两心知就好像在大海中捞到珍宝一样令人心动，这里当然也有难得、幸运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娉婷”这个词，在这首诗里怎么看都是“情人”的意思，但是，如果仔细翻阅曾缄本的其余译作，我们还能发现一首：
为竖幡幢诵梵经，欲凭道力感娉婷。琼筵果奉佳人召，知是前朝礼佛灵。
这里同样用了“娉婷”这个词，而这个词在这首诗里，指的就是佛。
曾缄先生没词可用了吗？为什么两首诗出现同一个词呢？难道不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吗？既然后一首诗里“娉婷”指的是佛，那么，前一首诗里为什么就不能是呢？这首诗怎么就不能表达仓央嘉措对佛法求之不易的感叹呢？而“娉婷”是佛，“少女”、“佳人”、“情人”怎么就不能是佛呢？
如果说上面几首诗，内容本身和用词上都涉及了佛法，其义一见就明，如此解释也容易让人接受；那么，有没有那种“公认”的爱情诗，在原本里没有出现宗教字眼的诗，其实一直被我们误读呢？
仓央嘉措的“情歌”中，流传最广的是这一首：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不知道这个版本是从何而来，在于道泉先生的译本中，只有前面两句：
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
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
这两句诗曾缄先生的译本是这样的：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无论怎么看，这两句诗都是写爱情内容的，无论古体版本还是自由体版本，在翻译上保持惊人地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于道泉在此诗之后，还有行注文，说，“这一节据藏族学者说应该放在29节以后”。他所说的第29节是：
宝贝在手里的时候，不拿它当宝贝看；宝贝丢了的时候，却又急的心气上涌。
这段诗曾缄翻译为：
明知宝物得来难，在手何曾作宝看。直到一朝遗失后，每思奇痛彻心肝。
如此说来，最好不“相见、相知、相思”的，是一个“宝贝”或“宝物”，那么，这是指情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即使没有第29节的前提，“相见、相知、相思”的就一定是一个女人吗？
于是有人通过对照藏文原文，直译如下：
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
这样一来，这个“宝贝”，就很有可能指的是佛法，或者是一种我们搞不清楚的藏传佛教的修持法门，它抒发的是仓央嘉措痴迷佛法、欲罢不能的感觉。
实际上，可以进行类似解读的诗作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还原仓央嘉措的真实历史形象，对这些诗作的理解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不过，他的民间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在翻译这些诗作的时候，译者也只好按照情诗来定“基调”。
比如曾缄，在发表他的七言绝句体汉译本的同时，还创作了一首《布达拉宫辞》。这首长诗轰动海内外，成为当时的普通百姓了解风流活佛、街谈巷议他的浪子行为的最佳版本。在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秘戏宫中乐事稠”。任谁都知道，在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字眼，只能烘托出一个贪淫好色、秽乱后宫的昏君形象，民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隋炀帝，但是，有谁正面评价过他那些光辉的历史功绩呢？
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词汇用在仓央嘉措身上，人们心目中也就自然将他想象成风流浪子，但又有谁想过，他很可能是一位有政治雄心并且精研佛法的活佛呢？
这就是由一个文学形象塑造、流传出来后转变为民间形象的典型事例。而根据这样的民间形象，便有好事文人继续创作出尺度更大胆的文学形象，如此流传下来，仓央嘉措在民间便逐渐被定格为一位浪子活佛；他的诗，也自然成为表达相思之情的爱情诗了。
事实上，有专家曾指出，仓央嘉措的诗歌是在表达自己对修行的理解，他的诗歌从密宗角度出发，全能做出宗教上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仓央嘉措情歌》原文的题目是“仓央嘉措古鲁”，而并非“仓央嘉措杂鲁”。在藏语里，“杂鲁”是有规范的，“杂”是名符其实的“情”；而“古鲁”的含义是“道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仓央嘉措情歌”，在作者的原意中，或许是有劝诫意义的宗教道歌，学术著作中一直坚持翻译为“仓央嘉措诗歌”，是比较严肃和客观的译法。
既然他的诗歌不是情歌，那么，他谈恋爱、有情人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呢？他还是不是那个民间形象中风流倜傥的浪子活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