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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仓央嘉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谜团中，有两大问题是一直困扰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的，作为他的政敌，拉藏汗对这两点的总结简直是精辟到家了：一、“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二、“是假达赖，请予废黜”。
“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这一条，是说他的生活，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他的生活是不是放荡不堪，是不是有个秘密情人？他本人是不是风流倜傥的浪子，他的诗是不是情歌？
“是假达赖，请予废黜”这一条，直接导致他的“死亡”迷踪：是不是被诬陷而死？死于什么时间？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两条分开来看，就势必要将仓央嘉措一生谜团分开来分析，这一分解就形成了“生活”与“死亡”两大问题。然而，这两条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不可以琢磨一下呢？如果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两大问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相同的解释方法呢？
如果仔细分析两条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它们的联系就是在错误观念下产生的错误逻辑。
在民间普遍的理解中，仓央嘉措死于什么原因呢？从正常的情理和心理角度出发，康熙皇帝要求将仓央嘉措“执送京师”，不可能是因为他“不守清规”，这是枝节，主要的大罪是在“是假达赖”。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做出“是假达赖”这种结论的前提，究竟是什么？
拉藏汗好像是在说，因为仓央嘉措生活不检点，所以是假达赖。
可仔细分析起来，这是个倒因为果的混账逻辑：一个人因为“是假达赖”，所以“不守清规”，这样的因果关系是说得过去的；但反过来，因为“不守清规”所以“是假达赖”，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公平地说，只能说这是个不合格的达赖喇嘛，而没有充分的证据认定他是“假”的，此时需要的是规劝和教育，而不是“请予废黜”。
而这种混账逻辑能轻易地蒙混过关，无非是出于人们心中的一个错误观念——活佛不是普通僧人，普通僧人“不守清规”叫做“花和尚”，却不能叫做“假和尚”，可活佛天生就应该是“守清规”的，否则那还叫活佛吗？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混账逻辑。五世达赖喇嘛利用蒙古和硕特部的军队，消灭了威胁格鲁派的三股地方政治势力，建立格鲁派政权，地方税收归格鲁派所有，此后又一步步地夺回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权力……动用军队、收税、政治阴谋，哪一样是“清规”？
所以，守不守清规不是判断达赖真假的依据，“守清规”是一种对僧人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但不能用来当做评判真假的标准。这样说来，康熙皇帝如果认为仓央嘉措是“假达赖”，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那么，将这几句话调整一下顺序，我们会发现更赤裸裸的阴谋出现了。
调整之后的话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是假达赖”，表现在“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上，所以，“请予废黜”。
看起来有理，可仔细一琢磨，这句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它实际上就是在一口咬定“是假达赖”的事实，连原因都没有，只不过列举了一下外在表现。
一个没有充足理由的结论，那不就是“莫须有”吗？
所以，无论这几句话如何排列组合，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如果康熙真的以“是假达赖”为由将仓央嘉措废黜，实际上这就是个冤案；冤就冤在“耽于酒色，不守清规”是个文字障眼法，它能激起人的反感和愤怒，改变人思考事件的情绪，却不能为事情定性。
如果人们用感情好恶来给身边的人和事定性，这不是冤枉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守清规”是个靠不住的罪状，“是假达赖”是个靠不住的罪名，只不过它们的组合效果比较好罢了。这实际上就是拉藏汗的用心，他确实是个聪明而且阴险的人，因为他懂得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忘记逻辑、失去理性。
而康熙皇帝显然要比拉藏汗更明智，他何尝不明白这个文字障眼法的奥妙，又怎么能中了拉藏汗的文字圈套？所以，在正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他对“不守清规”的追查和评价。可以说，仓央嘉措没有“死”在“不守清规”上，康熙是不关心这事儿的，所以也不会相信拉藏汗所说的结论；由此他更不是“死”在“是假达赖”上。
仓央嘉措的“死因”另有其他。
这样，我们找到“耽于酒色，不守清规”、“是假达赖，请予废黜”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就将仓央嘉措的生活与死亡两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它们不是分割开的，而是可以联系在一起分析的。
那么，仓央嘉措到底是不是“耽于酒色，不守清规”呢？这是拉藏汗的一面之辞，还是他有什么小辫子抓在拉藏汗的手里呢？而他的真实生活和他的死因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仓央嘉措私生活放荡的记载，实际上少得可怜，而且正史资料并不充分。归类起来，有如下几种：一、《列隆吉仲日记》中的记载，这几乎是唯一的正面记载；二、拉藏汗的奏报，不宜采信的一面之辞；三、五世班禅的自传记载，容易产生附会的正史材料；四、仓央嘉措的诗歌，民间普遍附会的材料。
如果仔细分析这几类材料，我们会发现，说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根据几乎都不成立。
首先，《列隆吉仲日记》中的记载，原文大意是：“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锻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将此文作为史料证据的是于乃昌教授的《仓央嘉措生平疏议》，发表于1982年的《西藏研究》上；此外，王尧先生的《第巴桑杰嘉措杂考》一文中也有类似说法，只不过他说此段文字记载在“列隆大师的笔记中”，该文载于1980年《清史研究论集》中。
王尧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藏语研究权威，也是于道泉先生的弟子。从时间上看来，他对“列隆大师”著作的引用在前，而其后，西藏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于乃昌教授更明确了“列隆大师的笔记”实为“列隆吉仲日记”。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关于仓央嘉措放荡生活的正面记载史料，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却不见出现，这个“列隆吉仲”到底是谁？他的日记或笔记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史家对这一记载是如何评价的？这些问题都解答不了。
如果没有《列隆吉仲日记》的正面记载，其余的三种记载，似乎都靠不住了。
其二，拉藏汗奏报，是他在“不守清规”的前面赤裸裸地加上了“耽于酒色”四个字。问题在于，拉藏汗是仓央嘉措的“政敌”，对立方提出的说法究竟能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而在文献记载中，这件事实际上是这样的：拉藏汗处死桑杰嘉措后，开始对仓央嘉措下手，他首先斥责仓央嘉措不守教规，继而召开格鲁派上层高僧会议，企图从宗教内部事务的角度达到废黜仓央嘉措个人目的。但是参加会议的格鲁派上层僧侣大多数并不怀疑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身份。一计不成，拉藏汗只好奏请康熙皇帝，干脆挑明了说他“是假达赖”。
从这里可以看出，拉藏汗对仓央嘉措私生活的指责是没有获得格鲁派僧人们的赞同的，僧人们认为仓央嘉措仅仅是“不守教规”，是“迷失菩提”。然而整个事件的发展是操控在拉藏汗手中的。他首先将“不守教规”衍变为“不守清规”，再将“不守清规”扩大化为“耽于酒色”，这完全是他一意孤行、霸王硬上弓，因为任何人都明白，这三者之间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
那么，仓央嘉措的“不守教规”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第三类记载——五世班禅的自传。这本自传记载了1702年6月的一个事件，当时，仓央嘉措确实生活懒散，且喜好游乐。桑杰嘉措反复规劝，并督促他身边的人严格管教，同时，还给五世班禅写信，请他以师父的身份管教一下。恰好这时，按照以前的约定，桑杰嘉措安排仓央嘉措去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由五世班禅给他授比丘戒。
当时，五世班禅建议仓央嘉措为全体僧人讲经，但他拒绝了。五世班禅又劝他受比丘戒，他又不肯。传记中说：
（仓央嘉措）皆不首肯，决然站起身来走出去，从日光殿外向我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把这两句话交替说着而去。当时弄得我束手无策。以后又多次呈书，恳切陈词，但仍无效验。（仓央嘉措）反而说：“若是不能交回以前所授出家戒及沙弥戒，我将面向札什伦布寺而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清楚示知。”休说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近事男戒而受比丘戒，再转法轮。但终无效应。
这段文字出于五世班禅大师的自传，是当然的正史材料。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是仓央嘉措生活放荡的旁证，可是，在《列隆吉仲日记》来路不明、拉藏汗的说法不可信的情况下，旁证有什么用呢？人们相信这条证据，无非是这段材料是五世班禅写的，史料价值更高。
但是，如何读它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同的解读方法，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其一，这段文字只不过记载了仓央嘉措不愿意受比丘戒、而且希望将以前受的戒放弃，这是宗教事务上的事儿，怎么能作为生活放荡的证据？实际上是人们在臆测，他受了戒之后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不方便私会情人、喝酒游乐。可是，臆测的东西，能当做证据吗？
同时，我们立刻会意识到第二个问题：如果他真的向往世俗生活，干吗不干脆连活佛都不当了，这岂不痛快？从五世班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即使是放弃了出家戒，也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还是可以继续活佛生涯的。虽然此时的仓央嘉措没有选择这种折衷方案，但不代表他不想当活佛。
其三，是这段话中最大的误解和附会：五世班禅劝仓央嘉措不要穿俗人服装。这段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他以前在布达拉宫就开始穿俗人服装了，就像《列隆吉仲日记》中说的“身穿绸锻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等等俗人打扮，既有正面记载，又有侧面印证，以此，人们可以将这段细节作为其生活放荡的证据。可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列隆吉仲日记》的记载，就是因为五世班禅这段话而编造出来的呢？
而这段话其实还有另一种读法：五世班禅眼见仓央嘉措放弃出家戒，非常担心他穿俗人衣服，所以文字上用词是“请求其不要换穿”，而不是他已经穿了劝他别再穿。
联系上下文并结合佛教仪轨，这种理解应该是更准确的。在佛教中，近事男就是优婆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在家居士”，平时可以穿俗人衣服，但在重要的佛教活动中是要穿规定的衣服的，这就是汉族地区通称的“海青”。五世班禅此时的意思是，仓央嘉措虽然执意放弃了出家戒（也就是沙弥十戒），但希望他保持自己的近事男戒（即居士五戒），如果不换俗人服装，也是可以继续受比丘戒的。
此外，从这段文字上来看，仓央嘉措绝不是自绝于格鲁派宗教集团，起码他对五世班禅的礼敬还是恭谨、严肃的，要真的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哥儿，哪还会“三叩首”、反复说出“实在感愧”的言语？可以说，他对佛事是尊重的，只不过，他有他对佛教的理解。这种宗教理想，直接决定了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宗教理想又是不能明说、说了也不被人接受的。现实生活与宗教理想之间的格格不入，最终让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他的宗教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现实生活与这种理想发生了什么碰撞呢？
这就有必要分析关于他生活放荡的第四种证据——他诗歌中透露的“生活细节”。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作品多少能反映出来他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变化，尤其是诗歌这种短小灵活的文学载体，适合在短时间内捕捉、记录生活场景和内心所想。所以，对一个诗人的生平研究，从诗作角度入手是可行的，但是，这却不是考量标准，尤其是不能从字面上理解。
比如，唐朝诗人朱庆馀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如果按照表面意思理解，这就是写新娘新婚后第一天的生活细节和一种新娘子特有的内心变化，完全是日常生活的情调。
难道，我们据此理解这是朱庆馀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吗？
实际上，诗的名字叫做《近试上张水部》，是诗人问前辈文人张籍，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入考官的眼，能否中举。
仓央嘉措的诗也完全属于这类情况，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误读和误解就非常明显了。尤其考虑到少数民族诗歌善用借喻的手法和善于抒情的风格，以及仓央嘉措身为宗教领袖而非职业诗人的身份，从诗歌角度入手考量他的生平、从字面推测他的生活，确实不是太合适。
比如，在前文“诗歌之谜”中我们提到过的一首“东山诗”：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于道泉译本为：
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