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代中国的两位伟大政治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敏感地意识到青海的重要性。此时，从康熙的角度重新叙述五世达赖喇嘛的话，就是“清朝之所以能同西藏接近，关键在于青海地方的安宁”。
这样的利益分配，实际上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康熙皇帝想要一个稳定的西藏。
康熙把清帝国西部边疆藏传佛教影响到的区域，在战略上以青海为界，划分为西藏和西北两块，这两块不能联合起来，否则清帝国西线边防撑不住，而这两块也不能同时乱，因为清朝应付不了双线作战，所以，能稳定一块是一块；比较现实的，就是稳定西藏。
眼看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动，而且此时准噶尔还打击了一下沙俄的入侵，如此强悍的兵力，康熙怎么能不防？但防准噶尔就无力防西藏，而稳定西藏，只能对拉藏汗“西藏派”的一些无理要求暂时妥协。做出这样的政策，康熙也是不得已，如果清政府和拉藏汗打起来，准噶尔肯定趁势作乱，现实情况是大清国根本连一仗都打不起，就在1706年仓央嘉措“死”的前些时候，河南省内黄河河道决口，国库里只有50万两银子，连赈灾都不够，拿什么打？
此时的策妄阿拉布坦还算听话，康熙能不惹他就不惹他，彼此相安无事就行，但拉藏汗是不是听话呢？
康熙皇帝要试他一下，1706年，他派出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下旨意给拉藏汗，要他将“假达赖”仓央嘉措押解到北京来。当时，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很有信心地对大臣们说，别看他现在不肯，过一阵子他就会主动地送来了。
实际上，康熙皇帝要一个“假达赖”来干什么呢？真的押解到京城后，他只能面临两条路：其一，承认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这样，无论是处死还是囚禁，既得罪了藏民，又纵容了拉藏汗，还必然会给准噶尔反叛的借口，所以，我们前面分析“五台山囚禁说”可信度非常低，就在于此；其二，不承认他是假的，那么，养在北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也容易惹起战端；放回去，得罪拉藏汗，准噶尔也正好可以以“拉藏汗诬陷真达赖”为借口去打他，西藏肯定大乱，真到那时候，清政府帮谁？帮拉藏汗打准噶尔，没钱打，况且胜负难料；帮准噶尔打拉藏汗或者谁也不帮，那就眼看着西藏落入准噶尔手里。
无论如何，只要仓央嘉措一到北京，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形成的达赖—蒙古共治西藏的政治体系就会完全破裂，西藏必乱无疑。
至于仓央嘉措是真达赖还是假达赖，此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西藏能稳定几年，各方相安无事，维持暂时的“和平”，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当时，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远没有后来那么强大，康熙在保证仓央嘉措不被策妄阿拉布坦接去“挟天子令诸侯”的前提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一旦被卷进去，各方矛盾的焦点就都转嫁到他身上了，惹火上身的事儿，聪明的人都不会做的。
所以，康熙才不可能真要仓央嘉措呢，他只不过想试探一下拉藏汗是不是听话。
但此时拉藏汗却做了一件蠢事——取道青海送仓央嘉措入京。他蠢就蠢在不明白康熙的帝王心思：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人，康熙皇帝怎么会不派西宁驻军接应？而他本人也并未请旨，是走青海还是走四川打箭炉？出了藏区如何与朝廷接洽？他似乎统统不知道。
在政治中，听话的表现不仅仅是照办，更重要的是办得让对方满意，别惹事。
拉藏汗表现自己听话的正确做法是请旨后与清军联合行动，而不是自行押送，更不是从青海押送。青海是康熙利益天枰上的平衡点，和硕特蒙古的“西藏派”、“青海派”和准噶尔部势力在此地都有影响，如果仓央嘉措被策妄阿拉布坦抢去，准噶尔部手里攥着个活佛，“青海派”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发生在青海，准噶尔部肯定会借口兴兵，一举占领青海、直接威胁西藏。
所以，《仓央嘉措秘传》中的说法是有可能发生的：康熙下旨问，你们把仓央嘉措送给我，让我怎么办呢？让我在哪儿养着他？是让我把他当真达赖呢，还是当假的？
拉藏汗为难了，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带着仓央嘉措返回拉萨，难道要自己供养着？此时是废也废不得，杀也杀不得，养着还不甘心，而且押送行为肯定已经激起“青海派”和准噶尔部的不满，他怎么办？
最终的办法只能有一个：让仓央嘉措消失，牺牲一个人，换取局面的暂时稳定。
这一点也是“青海派”乐于看到的，此时再保仓央嘉措，岂不是为桑杰嘉措翻案？为他翻案不就将拉藏汗、准噶尔和清政府都得罪了吗？所以，当后来“青海派”得到年幼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时候，掌握了和“西藏派”对抗的最大资本，也就得乐承认仓央嘉措“死去”了。
而在“青海派”没有掌握格桑嘉措前，他们也许将“放行”后的仓央嘉措秘密保护起来了，因为阿拉善恰好就是和硕特蒙古“青海派”掌握的地区，这就形成了蒙文《哲布尊丹巴传》中的“营救说”，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与“放行说”并不矛盾。
而从拉藏汗的角度出发，“西藏派”早想对仓央嘉措除之而后快，借此削弱桑杰嘉措的残余势力和“青海派”的威胁，以便立自己势力下的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
两派心照不宣的结果就是，让仓央嘉措“消失”。这个“消失”不可能是谋杀，谁先动手谁就给人以口实，政治上永远被动，所以只能“请”他走，只要他保证以后隐姓埋名、别闹出事来，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这样，“青海派”和“西藏派”都可以暂时平安，寄希望于最后一搏。
而康熙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火引到自己身上，仓央嘉措一“死”，青海、西藏的蒙古各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暂时维持平衡，因此，康熙接受了他的“死讯”，而且根本没有追究。
一个“死”了的仓央嘉措，比他活着的贡献还要大，这个贡献，是清政府用相对和平的13年积蓄了国力，最后彻底解决了西部问题。
当然，对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对康熙皇帝前后两道矛盾的谕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途径，那就是钦差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两人，实际上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心理，所谓的“令拘假达赖赴京”实际上就是给拉藏汗一个面子，以安其心，让他别惹出事端来。所以，当真的押送仓央嘉措赴京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照史书记载，仓央嘉措是在1706年5月17日启程的，但12月才走到青海湖，虽然其间经历了格鲁派僧兵的营救，但也不至于耽误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日程，1652年3月15日从拉萨启程，7月11日到达青海湖畔，而且中间有史可查的驻留大概有1个月，那么，实际上路程所用时间最多100天左右，可仓央嘉措这一行程走了多长时间呢？6个半月。况且，我们要知道，五世达赖是边走边作法事，而军事押送应该是纯粹的行进而不是游逛，所以，从两者的时间对比上看，仓央嘉措的押送是非常缓慢的，不排除席柱、舒兰两人有意拖延、等待后一道谕旨的情况。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走下高原，进入陕甘地界，那么，与押送到京城无异，因为那就意味着清朝政府事实上已经接手，而这个人是康熙不可能要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将仓央嘉措的事情解决在高原上，一定要在青海地面等到第二道谕旨。
至于《仓央嘉措秘传》中记载的钦使十分慌张、害怕，只不过是做戏而已，而他们事实上也用不着上奏朝廷仓央嘉措的真实下落了，这种事情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康熙也根本用不着追究。康熙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将仓央嘉措“带出”拉藏汗管辖的西藏，进入到清政府可以操控的青海界面的时候，有意让他“消失”，既给了拉藏汗充足的面子，也平息了各方面的关系。
由此看来，仓央嘉措的“死”，实际上是康熙皇帝牺牲他个人、换取地方政治局势平衡的必然选择。这是个各方政治势力在对抗与妥协的微妙关系中达成的政治交易，结果就是，仓央嘉措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对外的“官方说法”是“病逝”。
当时，康熙皇帝也许在暗暗祈祷：仓央嘉措，为了帝国的利益；为了给我一个难得的政治时机，你先“死”了吧，我的继任者会还给你应有的待遇的。
后世的乾隆皇帝何尝不理解当年这步棋？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终于替他祖父还了债。
还是那句话，政治家做决定，考虑的不是情理，而是利益；为了一个稳定的西北、为了积蓄国力，牺牲掉一个活佛又算得了什么？
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个推测，在清代，皇帝不是一直尊崇活佛吗？康熙这样的心思，难道不是对活佛的不敬吗？
没错，清朝是比较尊崇藏传佛教，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是尊崇有加，但从帝王权术角度出发，这只不过是个政治工具而已，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活佛可以凌驾于苍生社稷之上？
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