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全新君主国的时候，我将援引那些对于君主和国家最有价值的事例，对此任何人应该都不会感到惊异。因为尽管人们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行，也不可能通过模仿别人的行为，做出同样的业绩，但他们却总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并且极力仿效他人的行为。即便如此，明智的人总是能追随伟大的人物，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并且极力效法那些最为卓越的人。这样，即使自己的能力不能与那些卓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起码能有几分形似。他应该像个聪明的弓箭手那样行事，当计划射击一个较远的目标时，应该清楚地知道弓箭所能达到的确切目标，并且在瞄准时总是指向一个比靶心高得多的点。这样做并不是希望让自己的弓箭射中那个高得多的点，而是因为如果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在瞄准时就指向一个更高的点，只有这样才更可能射中目标。
因此我认为，在一个由新君主统治的全新的君主国中，要保有这个国家，肯定会面临或多或少的困难，且困难的大小因征服这个国家的人的能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从平民一跃成为君主，靠的是能力或运气，那这两者便都能在某些程度上利于新君主解决面临的困难。不过，对于那些不是通过运气或能力而得到地位的人来说，统治的基础却往往更加稳固。另外，在新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自在那儿驻居时，形势会对他更为有利。
在谈及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时，我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摩西、居鲁士（（1）居鲁士(约前600—前529)，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在公元前550年领导波斯人灭亡米底王国，创建国家，后来又征服了小亚细亚。公元前538年灭亡了迦勒底王国，将囚禁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放回耶路撒冷。后来在与中亚细亚的游牧部落作战时被杀。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帝王，后人尊称他“宇宙的王，伟大的王”。他军事才能突出，治理国家宽厚无比，全国太平无事，繁荣昌盛。他奠定了波斯帝国的基础，他死后，波斯帝国持续扩张了大约二百年，直到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罗穆卢斯、特修斯即提修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家的奠基者和国王。
统一了雅典各部落，设立了一个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同事务，并且制定了雅典的律法。），以及这类的其他人物。我们不应该讨论摩西，因为他只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但是如果仅仅从他凭借优秀的品质而能与上帝对话这一点上看，他应该受到世人的仰慕。但当我们考查居鲁士以及其他那些曾经获得过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是令人钦佩的。如果我们考查他们各自的行迹和做法，就会发现，虽然表面上只有摩西有上帝做先导，但是这些人的行迹和做法，都与摩西大同小异。在考查这些人的行动和生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除了抓住机会，并没有依靠任何运气。机会为他们提供了物力，以供他们充分利用。如果他们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他们精神的力量就会被浪费；可是，如果他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即使机会到来，也会错失。
因此，摩西必须在埃及找到那些为了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和压迫而愿意追随他的以色列人。而罗穆卢斯要在日后成为罗马的国王以及国家的奠基者，他绝对不能留在阿尔巴，而且在他刚出生时就应被遗弃。而对于居鲁士而言，他必须觉察到波斯人对米提亚人的统治不满，并且米提亚人会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环境而变得安逸软弱。至于特修斯，如果没有赶上雅典人分崩离析，他也不能展示出自己的能力。由此看来，是这些机会使这些人交了好运，而他们所具有的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及时洞察到这种机会，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使他们的国家获得荣誉和名望。
对于那些凭借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来说，尽管得到国家的统治权很难，但是在得到以后想要保有它则相对容易。他们在夺取君主国时遇到的困难，一部分来自那些为了确保新建立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制定的新的制度规范。这里必须记住：没有什么能够比率先实施新制度更难以把握，执行起来更危险，成功性更不确定的了。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适应了旧制度的人都会反对革新者，即使新的制度得以顺利实施，适应它们后人们仍会对革新者反应冷淡、拥护不足。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度，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新征服者心存畏惧，并且征服者制定的新法律往往对他们自身的统治有利；另一个原因，是源于人们天性中的怀疑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无确切把握的新事物，人们不会轻易地相信。因此，如果新征服者露出可被攻击的漏洞，人们便会群情踊跃地对漏洞下手，对此，新征服者的防御往往不够完备。这样一来，作为新征服者的君主置身在这样的人群中，必然危险重重。
要想透彻地分析这类事例，我们就必须弄清楚，那些革新者推行新政是只依靠自己，还是要借助于他人。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完成大业，他们是诚恳地请求人们配合，还是以武力相逼。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他们往往很难成功，最后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们推行新政是依靠自己的武力逼迫人们就范，那么他们很少会遇到危险。正是因为这样，所有武装的先知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的先知却只能被别人消灭。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的性情是游移不定的，要说服某个人很容易，但如果想要使他对这个说服理由保持坚定不移的信仰，那就很困难了。一旦他的信仰发生变化，新君主就有必要采取办法，甚至借助武力来迫使他就范。
如果摩西、居鲁士、特修斯以及罗穆卢斯手无寸铁，他们便不能使人们长久地遵从他们的制度，这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修道士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佛罗伦萨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抨击了当时教会的腐化和教士的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后来他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影响着佛罗伦萨的政治。1494年，他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了1494年宪法。萨沃纳罗拉的势力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反对而骤然削弱，后来被作为异端烧死。的境遇那样。当人民不再信任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任他的人坚持对他的信任，更没有办法使那些原本不信任他的人跟从他，他和他的新制度最终还是被毁灭了。因此，当这类人想实现他们的伟业时，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前进的道路处处涉险，他们必须凭借能力加以克服，只要困难艰险被克服了，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他们消灭了那些嫉妒他们成功的人之后，他们的统治才能够继续下去，他们才能继续享有权势、牢固、荣耀和幸福。
除了以上这些重要例证，我再补充一个类似的小例子，它与那些事例存在共通之处，我认为它也是代表这一类事例的典范，这就是锡罗库萨人耶罗内（（1）耶罗内(前308—前215)，即耶罗内二世，锡罗库萨的统治者，以残暴闻名。）。他从平民一跃而成为锡罗库萨的君主。他的成功并没有多少幸运可言，只不过是因为他抓住了时机。当时锡罗库萨人正在遭受压迫，他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举出来做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因为他的优越战绩而被拥立为王。他的能力卓尔不群，在他还是布衣平民时就已崭露头角，当时有人评论他说：“除了需要的领土之外，他已经具备了所有做国王的条件。”他组织了新军队，解散了旧军队，抛开旧盟，另缔新欢。在有了自己的军队和盟友之后，他便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尽管在夺取王国的过程中他历经了许多艰难困苦，但在他保有这个国家的时候，困难就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