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吕诲传》还记载：章辟光的这个奏章，是受到王安石、吕惠卿诱导的结果。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给我很重的罪名，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二人。就此来说，王安石、吕惠卿其实是这个案子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对外说了出来，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了，他要根据情况指出实情并不难，为什么他在弹劾的时候没有说呢？难道吕诲对王安石还有所保留吗？其实，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那些人，看到吕诲的那些话，在这里变本加厉，编造出来，又被后来写史的人采用了，结果与吕诲弹劾的原文完全对不上号，这又是他们诬蔑王安石的一个例子。
下面将当时因为争论新法而辞去官职的人，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为在审判一个谋杀的案子时不依据新法，离开开封府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臣、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为在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时意见不合，王拱臣离开开封，判应天府，钱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将他的奏章发还给他，吕诲于是要求离开这里，他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民间财富，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皇帝不听他这一套。范纯仁要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又转任成都转运使，因为新法施行起来不方便，他就告诫州县不要马上施行新法，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非常愤怒，就把他贬到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连续上表章弹劾王安石，结果，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为和吕惠卿讨论新法，意见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自称有病，要求引退，出判亳州。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要求离开京城，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为给青苗法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上疏请求辞去安抚使的职务，只领大名府路，皇上同意了。
（考异十四）
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大肆诋毁韩琦和富弼，说富弼貌似恭敬，实际上很高傲；又说他把依附韩琦视为欧阳修的错误，还说他的儿子曾说，如果将韩琦、富弼斩首于市，新法就可以施行了等等。种种诬陷诽谤之词，不一而足。假使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看《临川集》，恰恰与此相反。书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讲道：“您辅佐我的祖父，在当时功劳卓著，鞠躬尽瘁，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为国家着想，大义可以长存。如果国家有了疑难，还是要求助于你。”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也说：“您以公师之官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在您身上，寄托着十分重大的责任，群臣没有能够和您相比的，虽然身患疾病，但希望早日痊愈。您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尊贵的大臣元老，对您都有特殊的感情，无论从恩情上说，还是从礼义上说，都是很重视您的，怎么敢对您薄情呢？只好违背您的意愿，姑且这样安排吧。
”又有《贺韩魏公启》，其中写道：“（前略）尊敬韩魏公，您秉承天地间的正气，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卜知吉凶的大龟。忠诚不渝的节操被当时所推重，德行和声望也是我们的表率。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掌管着中枢机构的大权，对您的毁誉几乎多得数不胜数，而国运的顺利与艰险却常在您的一念之间。所以，天下的百姓都把您是否被重用视为国家安危的征兆。（中略）像您这样，进退都想到国家的大义，出去还是留下则选择适当的时机，从您的所作所为来看，真是太完美了。我一直受到您的庇护和信赖，实在想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身为近臣，想要尽一点为皇上竭力谋划的义务，又赶上当世这个大好的时机，更怀有对于‘下比’的嫌恶，虽然我任用的人没有来自显贵门第的，却并不敢忘记您们旧日的德行。（后略）”由此看来，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是非常真诚地向往与他们合作的，而韩琦、富弼与王安石，虽然对新法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屡次请求休息，的确是因为年老生病，未必是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的传闻，说王安石诋毁韩琦、富弼，一定是诬陷，这是毫无疑义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他没有接受。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抃恳求辞去这个职位，被贬出京城，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罪，没有上报，他们三人也没见被罢官。
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都上交奏章，指出新法的问题，各自请求辞职。程颢被贬为京西路提刑，张戬知公安县，王子韶知上元县，李常做了滑州通判。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弹劾王安石，被贬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次要求辞职，留也留不住，贬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在户部侍郎位置上辞去官职。
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皇帝下诏检查那些执行新法不能尽职负责的人，最初是知山阴县的陈舜俞不发放青苗钱，知长葛县的乐京、知湖阳县的刘蒙不施行募役法，都罢了他们的官。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知陈留县的姜潜来此做官刚几个月，青苗法的诏令就下来了，姜潜把这个诏令贴在县衙门口，三天没有人来，又把它揭了下来，交给小吏，说：“老百姓不愿意呀。”他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谈论新法的问题，皇上不接受他的意见，他请求外任，贬他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为谈论保甲法的不合理，极力请求外任，留也留不住，贬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的欧阳修因为年老有病，请求辞官回家。
（考异十五）
据《纲目》记载：“欧阳修因为固守自己的风骨节操，接连被人诬蔑，六十岁，就请求辞去职位。到了他做青州太守的时候，上疏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徙到蔡州。到这里他请求辞职的心情更加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于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郡就会把一个郡的事情搞坏，在朝廷就会把朝廷的事情搞坏，留下来有什么用呢？’于是，就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回家了。”蔡上翔辩解说：“自从宋朝的天圣、明道（均为宋仁宗年号，公元1023—1032年、公元1032—1033年）年间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节一直被天下人寄托着厚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上欧公书》写道：‘王安石虽然已经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但是他知道自重，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认为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人才可以了解我。’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王安石，从此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以及各种奏章当中，都能见到互相爱慕，交口称赞的内容，他们的关系好得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集中都可以见到。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批评青苗法对国家有很大危害，而且还擅自停止青苗钱的发放。这些也只是讨论国家大事，希望对国家和百姓都更有好处罢了，哪里就曾斥责他是奸邪，恶狠狠地好像面对仇人，就像吕诲等人那种过分的言辞呢？社会上流传王安石做了宰相，曾大肆诋毁欧阳修。考察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是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夏天，到了十二月，王安石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的春天，欧阳修写了《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写道：‘你在整个翰林都很超群出众，被整个朝廷寄托了厚重的希望；晚年执掌了朝政，得到皇帝对你的特殊礼遇。’像欧阳修这样刚直的人，如果在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过不愉快的事，那么，在他做了宰相之后，却又献上这样阿谀奉承的文字，这难道是欧阳修能够做得到的吗？过了一年，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于欧阳修的为人与为文，他的朝廷上的大节，他所遭遇的坎坷困顿，以及他们之间平生如知己一样的感情，死后临风遥想和怅望的心情，都显露出来。
就凭王安石在皇上那里得到的宠信，推行新法又如此的坚决，对于欧阳修有什么必要忌恨他，而且非要把他排挤走呢？再说，人家活着的时候诋毁人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人家死后又赞美他是整个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也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为“濮议”遭到吕诲、彭思永的攻击。第二年，又因为流言蜚语受到彭思永、蒋之奇的诋毁。由此坚决要求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于是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一直到他去世。
在熙宁元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68—1071年）之间，他不曾有一天在朝廷做官，每年都告病请求辞职，尤其是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以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样话，出自杨立中的《神宗日录辨》，这种诬蔑之词是很容易辨别的，后来的人根据这样的话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但他们二位的全集都放在那里却都不翻开来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蔡上翔的文字，辩驳得非常清楚，不用我们再增加一些赞美了。欧阳修的辞职，不是因为王安石，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驳斥王安石排斥忠良的诬蔑之词。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各种杂史笔记中所记载的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言论，又怎么能全信呢？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实在是中国可以数得上的文字之一，我已将它放在第二十章，大家可以参考，欣赏。
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谈论免役法的害处，贬杨绘为知郑州，贬刘挚为监衡州盐仓。
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疏，他说，新法是他不明白的，不能用来治理州郡，愿意回到洛阳养病，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司空武宁节度使”的称号，辞职回家。
六年（公元1073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七年（公元1074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天下大旱是新法造成的，不久就因为擅自派发“马递”传送文书被交付御史审问治罪。八年（公元1075）正月，把他放逐到了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