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正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之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谏官们，在下面哄然而起，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在他们中间，整个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超过此时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写道：“我观察老天给了皇上聪明睿智，要实现尧舜那样的理想，确实是有希望的，所以才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时机是不是合适，就大胆地用我这个不很强壮的身体，承担起天下的怨恨和诽谤，不过是想帮助皇上实现您的志向。自从参与政事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作为，但他们内外勾结，联合起来，在一边非议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下专门欺骗百姓，对上企图蒙蔽皇上，流俗像波涛一样鼓荡起来，汹涌澎湃，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皇上又好像不能不被他们迷惑，恐怕像我这样一个藐小的人，最终不能完成这项使命。”他的危难痛苦之情，百世之后的读者仍然感到十分的哀伤。
如果不是像王安石这样坚韧不拔的人，他能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批评王安石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赞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他任用了小人而为他感到惋惜。王安石所任用的那些人，果然都是小人吗？我将在另外的章节中论述，但是，当时阻挠新政的那些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君子吗？像程颢、苏辙，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起来帮助做事的官吏。其余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弼等元老，他们和王安石共事，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王安石从始至终何曾想到要排挤他们？但他们动辄就以去留相威胁，来争论新法是否可行，王安石能因为要安慰挽留这些同僚和朋友就扭曲自己的信仰，改变自己的志向吗？或者，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罪这些同僚和朋友吗？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真的是很难的，所以，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曾经上疏请求罢免他的职务，也就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志向不能够实现，那么还不如退隐山林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但神宗对他的信任越来越深厚，对他任用也越来越专一，有这样的皇上，他又怎能忍心辜负皇上的期望呢？只有鞠躬尽瘁，使得改革的大业能够最终完成。
那些所谓贤人既然对王安石的新法不肯苟同，并且发誓不与他同在一个朝廷为官，也就只有听从他们的意愿离开这里了。我们生在今天，如果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果然有可以两全的办法吗？王安石当时所立的各项新法，没有不好的，他要革除的弊端，也是那些贤人们曾经皱着眉头提出来的，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许不像最初预想的那样，但也是因为推行新法的人不是很适当而已，如果这些贤人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能互相弥补并防止过分的行为，那么，怎么见得成绩不会更加显著呢？但事实上，却不问是非对错，凡是新法，一定拼了性命来攻击它，明明知道这种攻击是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的，却一定要上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请求辞去职位，使自己出名。甚至有些地方官，竟然要求州县不要执行朝廷的命令，这些人都是豪门大户，士子庶民都看着他们是如何做的，于是，那些从新法中得不到好处的人，都依附到他们周围。他们鼓动起来，影响到四面八方，使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就好像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很好的法令，终于得不到很好的推行，这是必然的。
然而，新法的好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是谁的过错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又是谁的过错呢？尽管如此，王安石对待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可以说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对于各位元老，都自己要求居住到京城之外去，仍然经过了再三挽留，不同意，坚持要走，也只好让他们走。对于其他的那些官员，也不过降职或外放补缺，不曾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被罢免官职，治罪的就更不用说了。其间只有郑侠一个人，被放逐到边远的地区，但那也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以后的事了。
我们想看看子产、商鞅是怎么对待贵族的吗？想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对待那些言官的吗？想看看孔子是怎么杀少正卯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作为大臣的风度，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而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诸位贤人对待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年间的大臣做的怎么样呢？我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章衮《王临川文集序》说：
（前略）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的新政，君主用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在上面坚持自己的主张；臣子像对待尧舜那样对待自己的君主，在下面努力拥护他的主张，根本的一条，都是为了天下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各位大臣如果能推究他们本来的用心，再议论他们的新法，发扬它的优点，补救它的过失，在推广的过程中来探究它尚未显露出来的意义，通过互相弥补，来矫正那种非要争个高低的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广求天下贤才来推行新法，对于宋朝来说，不见得没有好处啊。但竟然是一个法令刚颁布，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就是新法。言官借此邀买敢说话的名声，公卿借此博得体恤民情的赞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把自己托付给朝廷之中的某一党，而议论政事的朝堂，几乎变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
况且，当时的情况是，下面没有不法之徒，要借变法的由头来造反，外面也没有夏辽的使节，借变法提出过分的要求，倒是这些在朝廷做官的大人先生，他们先开始互相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像一群怀有必胜之心的狂人似的，牢固的谁也打不破。祖宗之法大概都认为是好的，果然都是好的吗？新创的法令大概都被诋毁为坏的，果然都是坏的吗？又如在他们的议论中，还有出于一人之口而前后自相矛盾的，如苏辙曾经说过官府自办借贷的便利，但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认为它不是一个好办法；司马光在宋英宗的时候，曾经说过，农民在租税之外，应该没有别的负担了，衙门里的这些事也不用募民来做，但是他却极力诋毁募役法；苏东坡曾经说过，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大就很难阻止，但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认为不应该打；还有他说募役法有问题，不能施行，过些天又力争要让募役法不被废止，都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些类似的事，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说不对，王安石做了，就认为是错的，比如河北的弓箭社，其实是与保甲法相表里的，苏东坡曾经请求增修社约，并且很关照他们，却单单仇恨保甲法，都是这种情况。（中略）像这种情况，既不是关于是非的定论，也不是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得到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都看做是流俗，因而，主张更加坚决，施行得也更加有力。一时间的议论也就是这样了。而那些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还有后世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又都务求巧妙地诋毁他，有的使文字和意义分离，有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非真的攻击新法，而是攻击王安石牵连到他的法。（中略）子产、商鞅这几个人，都是诸侯的贵臣，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计划周密，果敢坚忍，在他们的国家内施展才华。而王安石凭借任何时代都不经常出现的奇异才能，又赶上了天下一统的好日子，君臣之间也很默契，就像鱼水之间的情形一样，但他却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显得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了，很多人都嫉妒他。国内有很多变故，四面边境都有窥伺的敌人，就像河流中的一条小船，不知道会漂向哪里，只有他的才智，是众人必定向往的。
这就是管仲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宋朝的统治，本来就显得有些宽厚温和，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作宽厚，把因循守旧当作老成，又有人喜欢高谈阔论，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来成就功名。而那些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一年到头养在厩里的马，虽然有时饲料或许不足，但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为它们整理和擦拭，它们却会跳起来，用蹄子踢，用牙齿咬。这就像有人想要立刻改变以前的做法而施行新法，他们的惊骇和诽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王安石为什么不被舆论所理解呢？这是原因之一吧。贾谊年轻又有才华，他不是皇帝亲近的大臣，却慷慨激昂地想要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的周勃、灌婴等人，虽然也想害他，但并没有像人们攻击王安石那样厉害。这是因为贾谊一直没有得到执政的机会，汉文帝也只是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王安石的人气声誉倾倒当世，无人能比，已经被许多人妒忌，再加上南方人忽然发迹，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帝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当作圣人，并把他当作主心骨，等到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又悍然将天下的怨恨全部自己承担下来，极力与他们对抗而无所顾忌。王安石为什么不被舆论所理解呢？这也是原因之一。（后略）
章衮的这番议论，说到王安石被人非议的原因，可以说是洞见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他说到因为南方人突然发迹，嫉妒的人很多，尤其说到了点子上。啊！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远大的胸怀，就像凤凰翱翔在万里云天，哪里就意识到有宛雏腐鼠在他的下面呢？而他的失败，竟然也是在这个地方。庄子说：“中原的人，对礼义搞得很明白，却不了解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又说：“人心的险恶超过了山川，了解它比了解天的意愿还难。”王安石就是不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小人，他会失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君子，他也会失败。要说王安石的缺点，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尽管如此，假如他真的很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并且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逐流，众人想找出他的错误，却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可以侥幸得到别人一时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好名声流传于后世，又怎么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安乐与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后悔呢？啊，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人君子，其中很了解别人心思的人太多了，而糊涂的又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