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谿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的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
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
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欷歔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
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辙），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
”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
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
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致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到诬蔑最厉害的一个。我先对此作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期待那些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