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的时候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而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了征讨和诛杀，或者靠了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乘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其次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
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毛丰满之后，才一举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的，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而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他们的统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这些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他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
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一定有他的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的。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利。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所以为宋朝啊！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能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成为宋朝朝廷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这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是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
而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约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
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决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相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很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他们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其核心就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还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多了一些保险系数。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
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彼此都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