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康星州，
和“农夫种植美加落叶松”比起来，
“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闻。原始人的文化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水牛
不久之前，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两个农夫调好闹钟，把时间设定在次日凌晨，也就是周日。那天风雪交加，他们挤完了牛奶，搭着一辆小货车去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郡，那是盛产美加落叶松和野饲草，也为人们开据税捐证书。傍晚时分，他们带着一路奇特的经历回来了，还有满满一卡车的美加落叶松树苗。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最终在灯笼的帮助下将树苗全部种在了自己家附近的沼泽上。之后，他们又去挤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和“农夫种植美加落叶松”比起来，“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闻。自从1840年起，农夫们就不断地砍伐美加落叶松，将它们当成燃料，并且在林区排水。在农夫的居住地，几乎看不到这种树了。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又要种植这种树呢？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泥炭藓的重要，想要让凤仙花、猪笼草以及快要灭绝的威斯康星州原始沼泽的野花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并没有政府部门奖励农夫们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经济利益驱动着农夫们。那么对于这种自发行为，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抗”——一种对于只用经济利益衡量土地的态度的反抗。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就必须征服它；最好的农田就是那些经过完全开发的农田。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农夫的经验告诉他们，所谓的“最好的农田”提供的不仅是贫穷的生活，而且是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种植野生植物，都能获得乐趣。因此，他们打算划出一小块沼泽，专门种植当地的野花。也许，他们对于土地的期望和我们对于孩子们的期望一样，不但有机会获得生存，也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各种天赋。难道有什么植物，可以代替当地最初的植物更好地表达那片土地？
我的看法是：野生事物也能为我们带来乐趣，关于自然史的研究既是科学，也是一种消遣。
历史并没有让自然史研究变得轻松，等待着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去补救的过失还有太多。曾经有一段时间，田野成为了绅士和淑女们热爱的漫步场所。然而那些人们并不是想去探索自然的奥妙，而是为了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是一个任何鸟儿都被称作“鸟儿”的时代，是一个用粗俗的文字描述植物学的时代，是一个所有人都只会叫喊着“大自然是多么的壮丽啊”的时代。可是，随手翻一下当今鸟类学或植物学的业余杂志，你就会发现大家普遍持有一种新的态度。但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新态度产生是我们当今的正规教育体系有关。
我有一个朋友是工业化学家，他在空闲的时候致力于重建旅鸽的历史，以及研究旅鸽的灭亡。在他没有出生之前，旅鸽已经从天空中消失了。但他拥有的关于旅鸽的知识，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人所拥有的。他之所以取得这项成就，就是靠着当代的日记、信件和书籍，以及与旅鸽相关的大量报纸。据我估计，他在寻找旅鸽资料的过程中，阅读的材料不下十万份。工作量是如此巨大，假如把它当成任务，那么执行者肯定会被累个半死。但他仿佛是一个在山中寻找稀有鹿只的猎人，仿佛是在埃及四处挖掘圣金龟子的考古学家，从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当那些资料被找到后，如何诠释它们也需要高超的技能。这种技能无法从别人身上学到，只能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慢慢积累。如今，他在被历史遗忘的后院里快乐地探索着，获取科学和消遣；而几百万平庸的人们，却只在那里发现了沉闷和烦躁。
在俄亥俄州有一位家庭妇女，她也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不过研究对象是歌雀，而她的研究地点是一个真正的后院。歌雀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用科学方法为它们命名、分类，但之后渐渐地淡忘了它们。而这位歌雀的业余爱好者却认为，鸟类和人类一样，除了名字、性别、色彩等，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辨别。于是，她在自家的花园中摆放陷阱，捕捉过往的歌雀，在它们脚上绑上了赛璐璐脚环，这样，她就能通过不同颜色的脚环分辨歌雀。她观察它们，并且记录下它们的迁徙、觅食、争斗、歌唱、交配、筑巢、死亡等方面的特点和不同。简而言之，她可以为歌雀族群的内部运转做诠释。十年后，她在与歌雀有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超越了任何人对任何鸟的研究。一条科学大道直通她的家门，世界各国的鸟类专家纷纷慕名而来拜访她。
这两个业余爱好者出了名，不过这都是巧合。他们最先打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以名利为目的，名利只是一种意外收获。不过我并不想对名利高谈阔论。与名利相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我满足。而且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研究者也获得了这种满足。我要问的是：在鼓励研究自然史的业余爱好者方面，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什么贡献？也许，一堂典型的生物学系的正规课程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当我们来到课堂时，学生们正在忙着记忆猫骨头上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对于骨骼的研究当然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了解动物进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但是为什么要记忆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呢？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生物学学科训练的一部分。可是我又想问了：了解活生生的动物，了解它们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不也是非常重要的吗？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动物学教育已经抛弃了对于活动物的研究。以我为例，大学阶段并没有设立鸟类学活哺乳类动物学的课程。
植物学教育的状况也与之类似。不过在植物学系，学生们接触到鲜活植物的机会比较多。
学校将户外研究赶出了课堂，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实验室生物学诞生时，在自然史领域，业余研究者还把所有的鸟儿都称为“小鸟”，而专业研究者则忙着为各个物种分门别类，并且收集那些物种的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在生机勃勃地实验室研究面前，滞后的户外研究很快就处于下风。实验室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科学形式。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史的业余研究逐渐被排除在科学教育体系之外了。
当前，这种记忆隆起的骨头的教育比赛，便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竞争的结果，当然，它们的兴起也有其他的原因。医科学生对它有需求，动物学的老师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在我看来，对于民众来说，理解鲜活的外部世界才是重要的。
在这段竞争的时间里，野外研究也不断发展，许多技巧和观念日趋科学化。从事户外研究的学生不再满足于在乡间漫步，然后列出了一串串物种的名字、迁徙时间等。而对于所有人来说，为鸟套上脚环，在鸟的翅膀上做记号，统计鸟的数目，研究鸟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只要有想象力和耐力，就能解决一些尚无答案的真正的科学自然史中的问题。
比较现代的观点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应该相互弥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竞争。可是学校里的课程设置却丝毫没有反映出这种趋势。增添课程需要扩大经费，因此大学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对于自然历史的兴趣，甚至持反对态度。学校教会学生解剖猫，可是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观察体会乡间田野。假如可以，两者兼而有之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不能共存，那么我们应该舍弃前者，保留后者。
生物学教育是塑造国民素质的途径之一。为了深刻理解当前我们的教育的缺失，我们可以选一个学校培养出的典型的优秀学生，和我们一起到野外走走。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了解植物的生长以及猫的构造，但是就未必清楚土地的构造。
我们驱车沿着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条道路南下，到达了一个农场。我们就地考了他几个问题。这片农场没有被拓荒者改造之前，这里是草原还是森林？感恩节时，这里的居民吃的是草原榛鸡还是野火鸡？这里原先生长着何种植物，它们又是因何灭绝的？草原上的植物和玉米产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里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土壤侵蚀状况？
假如我们继续在密苏里州的山上旅游，来到了一块废弃的田地那里，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低矮的猪草。我们继续问他几个问题。为什么农夫们会劳而无获？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这片田野中是否能轻易地捕捉到许多鹌鹑？短小的猪草和不远处沉睡在墓园下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假如整个流域的猪草都如此矮小，那么是否预示着未来溪流将会泛滥呢？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河流中的鳟鱼数量？
在许多学生看来，这些问题相当愚蠢，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任何一个业余自然史爱好者来说，都需要用心观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而且从中也可以得到巨大的乐趣。我们知道，现代的自然史很少关注动植物本身，或者它们的习惯和行为，因为它们更多地关注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关注动植物及其土壤和水的关系，关注动植物与那些只会为土地歌功颂德却不明白土地内部运作的人类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的科学被称作生态学，不过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是否知道，他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是否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个系统和谐相处，他将获得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否理解如果整个系统被破坏了，那么他将受到生态的惩罚？假如生态学教育不能让我们明白这些，那么它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永远无法做到与土地的完美协调，正如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在为这些崇高的目标努力时，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奋斗的过程。只有在平稳协调的前提下，我们的努力才可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成功”。
当我们谈及“奋斗”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力量必须源自内心。外在的力量无法为一个人的奋斗提供足够的支撑。
因此，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当人们对于土地已经熟视无睹，或者说教育和文化已经不再关注土地时，为了让人们自发地与土地和谐相处，我们该怎么样做。对于“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来说，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