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2)印象夏丏尊忆鲁迅：周先生尚年轻时，风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1926）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郑振铎忆鲁迅：初次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他的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清水的印象：“干瘪黄瘦的脸庞，高起突出的颧骨，浓的眉，长的发（未修装），短髭，布鞋，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
上海立达学园胡行之回忆：“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他之不爱修饰，随便的衣著，说话时常带讽刺，使人发笑，使人感到沉痛，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样。古人说‘文如其人’，确是一些不错的。”
上海暨南大学黄慕度回忆：“他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显出别致的风采。他微笑着向大家不断地点头。”
李乔的印象：“穿灰布长衫，朴素得像一位老农民似的先生。没有戴帽子，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不由得会使人想起‘怒发冲冠’那句词来。他的颧骨很高，两眼炯炯有光，方形的脸庞，那两道浓眉，那撇隶书的一字形的胡髭。”
由茨看到的鲁迅：“脸色很苍白，除了两撇浓黑的髭以外，在鬓边也长出几根粗硬的须，看去就是好几个月不进理发店。穿着一袭黑布面的山羊皮裘，一条狭窄的腊肠式灰尼西装裤，和一双胶底平跟鞋。”他觉得鲁迅“庄严而不傲慢，和蔼而不轻佻”。
林曦回忆：“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明显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的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只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忆：“鲁迅的态度有似和家人谈家常，从容，安详，毫不矜持，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从他身形看，头上刺天的短发，饱含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挺硬齐平的胡须，随着讲话动作着。时已冬季，穿的却是一件夹袍似的青色薄棉长袍，脚穿的却只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网球鞋。讲话有时用手轻摸着桌上他的旧毡帽，给人以极为简朴的印象。”
1923年，大学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这时，她眼中的鲁迅是“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
许寿裳的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蒋廷黼谈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卖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对鲁迅的印象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张辛南的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叫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的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末平静的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3)评价周作人说：鲁迅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即千字一二圆。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郑振铎说：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恶痛绝地在责骂。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叶公超说：“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