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保持着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愤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孔另境说：“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没有气节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地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晚年的王瑶如此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4)婚恋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他们是1906年7月26日在绍兴结婚的。朱安是绍兴城里人，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她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这一年的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不料，他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
鲁迅觉得母命难违，只好听之任之。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时，由他的童年朋友周冠五和衍太太的儿子明山扶着鲁迅上楼，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鲁迅睡在她母亲的屋里，母亲多次要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他都婉辞拒绝了。第四天就东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国。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鲁母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鲁母生活，也管理着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她与鲁迅相敬如宾，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兼课时认识的女学生。她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
当年的北京女高师校长是许寿裳，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因之两所学校的联系较多。女高师聘请了北大的资深教授来兼课，北大的一些活动，女高师的师生也可以参加。鲁迅是在许广平读二年级时，到女高师讲《中国小说史略》的。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因此鲁迅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便求得他的指导。她就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不料鲁迅在收到她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信的她激动不已。接着，他们在一个月里就互相往还了六封信。尽管每周听课时能见到鲁迅，可是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925年4月12日，许广平约了同窗好友林卓凤一起到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许广平见到鲁迅在家里很忙碌。除了备课、上课和在教育部办公外，还要写文章，编《莽原》，校稿子，看清样。许广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干些杂事。这样，课余时间她到西三条胡同去的次数就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鲁家，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鲁迅，帮助他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而且还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种关怀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在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这时两颗心都很激烈地跳动着，鲁迅顺手将许广平揽在怀里，如饥似渴地吮着对方的香唇。
1925年5月9日，女子师大校长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马裕藻、沈尹默、鲁迅等教授联名抗议，校内反对杨荫榆的情绪更加高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使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顺利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5)提掖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他们两家还是世交。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时，鲁迅经朋友陶成章介绍加入，蔡元培对这个小老乡很器重。他的提掖几乎是重写了鲁迅的人生历史。1912年初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他接任后就广纳人才，发函请许寿裳荐举的鲁迅来教育部就职。后来教育部迁往北京，教育部次长趁机网罗亲信，欲将鲁迅除名。蔡元培察觉后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还请他为北大设计校徽，并沿用至今。此外，鲁迅被聘为中国大学特约著作员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都是蔡元培推荐的。
鲁迅对蔡元培很尊敬，不管当面还是书信，总是恭敬地以“先生”称之。鲁迅称为“先生”的，除了章太炎之外，就是蔡元培了。蔡元培发现鲁迅喜欢抄古碑，搜集金石拓片，就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他。
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密切到爱屋及乌的程度。他对鲁迅的弟兄也很关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来到北京，就聘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挤，蔡元培就将周建人荐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蔡元培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执掌北京大学后，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移北京，使得这所弥漫着陈旧气息的最高学府，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为鲁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面世。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鲁迅，为鲁迅的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