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
《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
《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
《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
《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
《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
《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
《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
《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
《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
《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
《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
《第一流》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
《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
《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
《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
《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
《锦绣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
《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
《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
《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
《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
《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
《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
《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无所不谈》（1—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
《平心论高鹗》（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
《语堂文集》1978，开明
《林语堂经典名著》（1—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
《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
《人生的盛宴》（散文集）1988，湖南文艺
文华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当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侃侃而谈，听众正听得入神，他却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挥了挥长袖，飘然离场。听众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
有一次，林语堂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讲话之前，上台讲话的人都是长篇大论。在大多数与会者期待中，林先生走上主席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林语堂面对台下的听众，眼神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他缓缓开口，“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话音刚落，他立即转身，置无数眼球的注视于不顾，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都在发愣，全场鸦雀无声，短暂的静寂过后，随即是满场的掌声和笑声。
林语堂曾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讲授“中国文化”课程。他在课堂上对美国的青年学生大谈中国文化的好处，好像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生哲学都是中国的好。这些学生既觉得耳目一新，又觉得不以为然。有一位女学生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赞美中国，实在忍不住了，她举手发言，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最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林语堂略一沉吟，乐呵呵地回答说：“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
一次，林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结束后与学生们一起进餐时，校长临时起意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就讲了一个笑话：“罗马时代，皇帝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一次皇帝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喂狮子。此人走到狮子身旁，对狮子讲了几句话，狮子竟然掉头就走。皇帝极为奇怪，又让人放了一只老虎进去。那人又对老虎讲了几句，老虎也掉头走了。皇帝非常诧异，问那人道：‘你究竟对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那人答道：‘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全场听罢哄笑，校长却啼笑皆非。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以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1938年8月8日至次年8月8日，林语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用英文写就，英文名为“The Moment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写《京华烟云》时，林太乙每次放学回家，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林太乙没敲门便冲进书房，发现父亲热泪盈眶，问道：“爸，你怎么啦？”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天他写的是红玉之死。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长女林如斯评价父亲的《京华烟云》道：“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悠然而止。”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
(38)师道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夹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皮包走进教室。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却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才切入正题：“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林语堂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
林语堂还有一种绝活，就是“相面打分”。他的英文课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的成绩了，他便坐在讲台上，拿一本学生名册，轮流唱名，唱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则像一个相面先生一样，略为朝站起的学生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吃不准，心中没十分把握，便略为谈上几句，他便测知端详，然后定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记性特好，一个班的学生，几节课下来，他便能直呼其名了。他在课堂上总是随时指认学生起立回答问题，未及学期结束，每位学生的学力和程度，他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和印象了，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服帖。
率性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