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居民。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愈之先生曾对郁达夫的一生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才情郁达夫的好友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无论七言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便可见其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但真正能坐得上郁达夫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郁达夫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不得不佩服作者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仅以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用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婚恋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订的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即是广为世人熟知的王映霞。1926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王映霞，便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
然而在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不可收拾。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
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愤而刊登《启事》。后经友人调解，郁王又一番忏悔，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