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民国著名文人性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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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徐志摩:“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 (1)

传略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再别康桥》、《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情缘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是国民党政要人物张君劢的妹妹,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经张君劢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提亲,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与他素昧平生的张幼仪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徐志摩刚刚考入上海沪江大学。20岁的徐志摩对于婚姻、爱情考虑不多,似乎也像常人一样接受了父母的安排。第二年他转学到北京大学就读。1918年去美国,两年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

结婚后,徐志摩到国外求学,他父亲担心有变,就提议张幼仪到伦敦与徐志摩团聚。1920年秋,张幼仪来到英国的沙士顿,夫妻二人相安无事地生活着。不料,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之后,立时为林徽因的婉约才情和高雅气质所征服。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大读书时就相识。那时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林长民是教育总长,两人过从甚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门弟子,常在梁府见到林长民,并与之结成忘年之交。1921年春,林长民赴英游学,同时送爱女到英国读书。徐志摩对正值芳年的林徽因一见钟情,感到四年来与张幼仪的婚姻原来是那样的平庸和乏味!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妻子待他好,温存恭谨,体贴顺从,衣食照拂,都挑不出妻子的错处。还为他生了个儿子,满足了父母的心愿,更是无可挑剔。可是,他暗暗与林徽因相比较,觉得同床共衾的妻子竟不能成为心灵相通的知音,他与她似乎没有感情的吸引力,也没有交流的话题。于是他才意识到自己陷于婚姻的悲剧之中。

恰在此时,张幼仪又怀孕了,这本来是令人欣喜的事,可是徐志摩正狂热地被林徽因所吸引,对张幼仪的怀孕十分反感,就让她打掉。张幼仪说:“听说有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则说:“坐火车还有死掉的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从此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就出现了危机。接着,徐志摩提出与张幼仪离婚,张幼仪没有答应,徐志摩就独自离开沙士顿。眼看产期临近,张幼仪身边无人,只得给她的二哥张君劢写信求助。在二哥的帮助下,张幼仪来到德国柏林,生下孩子。在与徐志摩办理离婚手续时,徐志摩才到柏林来,与她发表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其实,张幼仪并不是个软弱的传统女性。婚变之后,她自强不息,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开办云裳公司,还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幼仪回国后认作徐志摩的双亲为义父母,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就连徐志摩死后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出于她的策划和出资。

徐志摩从德国回来之后,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经回国了!房东的守房人问清他就是徐志摩后,就将林徽因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林徽因写道:“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又说:“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徐志摩读完信颓然地坐在沙发里,心里一片空白,从此他成了一个“鸡飞蛋打”的单身汉。

林徽因不久便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爱,但秉承梁启超之意,没有立刻举行订婚仪式。梁启超知道徐志摩还在热恋着林徽因,生怕两人重拾旧欢,驳了梁家的面子,同时也怕梁林订婚给弟子以重击,因此他要儿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读书,学成之后再结婚。梁老的苦心徐志摩自然不晓,为了追求林徽因,他从英国回到国内,但愿望还是落空了。1928年梁林在加拿大结婚。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对他们两人的通信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