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就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王赓，字受庆，早年留学德国攻军事，是颇有造诣的军事学学者。他受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对立身处世、爱情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真正的爱情应以对方的幸福为幸福，而决不能褊狭自私，因爱成仇。
王赓自与小曼协议离婚后，即深感“曾经沧海难为水”，打算从此不再另娶。
一直到他年近五旬时，才由朋友撮合，与一个比他年轻30岁的广东少女结合，定居昆明。那位后娶的夫人虽年轻貌美，但在文化程度、思想境界等方面，与王赓悬殊太大，因此两人貌合神离，并无爱情可言。王赓每和朋辈谈心，仍常常流露出故剑之思，也算是情有独钟了。
后王奉蒋介石派遣，以中将官阶任暹罗（今泰国）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出访暹罗，飞至加尔各答，因旧疾猝发，死于途中。
陆小曼与徐志摩新婚后，两人曾有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但他们的合欢未能长久。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父亲，断了经济后援，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使志摩入不敷出，狼狈不堪。应老友胡适之邀，徐志摩兼教于北大，赚些外快贴补家用。他托朋友搞到了一张邮政飞机的免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飞来飞去。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欲前去捧场，结果飞机失事。死前给志摩沉重一击的是，小曼认识了一个名叫翁瑞午的越剧小生，两个人如胶似漆，整日在烟榻上浑浑噩噩地吸烟。徐志摩多次规劝，小曼非但不改，反而大吵大闹。
徐志摩的遇难敲醒了陆小曼的灵魂。她戒了烟瘾，青灯守节，闭门思过，并潜心编成《徐志摩全集》，其中的跋《编就遗文答君心》，可看出其悔恨之情。
(51)挚交与胡适徐志摩是在什么时候和胡适相识的？目前似乎已经很难确定。“徐志摩”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1923年的9月28日。这天，他应徐志摩之邀，赴浙江海宁观潮。之前，4月份，胡适利用到上海开会的机会，顺道杭州游历，美其名曰“休假”，实则探望他的小表妹、隐藏在他心底的恋人“娟”。
“娟”的大名叫曹诚英，字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胡适和发妻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两人因此结识，之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渐渐地，他俩的感情由兄妹而变得暧昧起来。6月下旬，胡适住进杭州西湖的烟霞洞。不久，曹诚英也频繁出入烟霞洞。从6月到9月，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这个时候，胡适是有妇之夫。但是此时，在友人面前，他似乎并不刻意隐瞒他和曹诚英的关系。当徐志摩邀胡适赴海宁观潮时，胡适大大方方地带着曹诚英一同去赴约。当然，除了他们几个，还有马君武、陶行知、汪精卫、朱经农、任叔永、陈衡哲等。混在人群中，反而显不出他俩关系的异样了。28日这天，一群人乘观潮专号来到海宁，又分乘两只小船前往盐官。途中休息时，大家挤在一条船上吃饭，挤得连膀子都伸不开。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徐志摩特别为曹诚英蒸了一个芋头。大家吃得很高兴。回到杭州，徐志摩又和胡适、曹诚英等结伴出游了几次。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徐志摩看出了胡、曹关系的不寻常，但他忍而未发。返回上海后不久，两人坐而谈诗，胡适将他的《烟霞杂诗》拿给徐志摩看。诗中充盈着的浓浓情意使徐志摩阅后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便直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也直言：“有，但不宣。”很明显，胡适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
也许是本就不想隐瞒徐志摩，也许是既然已被徐志摩看穿也就没有必要再遮掩，更重要的是，胡适深知徐志摩能够理解，很快就敞开了心扉。当天，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记道：“与适之谈，无所不至。……适之是转老回童了。”
对于胡适的婚外情，徐志摩很能理解。就在不久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与胡适不同。胡适顾虑重重，而他果敢决绝；胡适始终让他和“娟”的感情在地下发展，而他大胆追求他的真爱。有一点，两人相似，那就是都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真情而向结发妻子提出离婚，只是结局有所不同：徐志摩不顾刚刚怀孕的妻子，坚持离婚，一意孤行得近乎绝情，而且还惊世骇俗地发布“离婚通告”，成功地挑战了一把旧式婚姻制度；胡适则刚刚战战兢兢地提及“离婚”二字，就被妻子挥舞的菜刀给吓住了。
有人说，“海宁观潮”既显示了徐志摩的组织交往能力，也奠定了他和胡适的情感基础。确切地说，这个基础，是基于对彼此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如果用传统卫道士的话说，是纵容对方感情背叛。徐志摩对胡适如此，胡适对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徐志摩意外坠机死亡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重提徐志摩离婚一事时说：“这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理解了他俩友谊的基础，也就明白他俩何以能够在一起组织聚餐会，建立新月社了。
与蒋百里2009年6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制作《中国记忆》专题片，访问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夫人、音乐家蒋英，请她讲述她的父亲、民国时期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蒋百里的故事。话语间，蒋英说，蒋百里被捕入狱，徐志摩竟然扛着铺盖卷到南京，要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父亲坐牢时她随母亲去陪伴左右，所见所闻，真真切切。
蒋英说：“徐志摩跟蒋百里是同乡，同为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早年间，他们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蒋、徐两家都是海宁的望门大族，且有联姻之亲。蒋百里比徐志摩年长14岁，是他姑丈的族弟。1915年秋，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在蒋百里在东城锡拉胡同的家里。徐志摩十分敬爱蒋百里，开始时叫他“百里叔”，后来随表弟蒋复璁同呼“福叔”，亲如一家。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获取一份中介金，帮其渡过难关。
两人之间不仅有此同乡亲缘，还有一段同门之谊。蒋百里是当时政界、学界名流梁启超的弟子，他常常与徐志摩侃侃而谈，称道梁任公的学识和为人，这使从中学时代起就为梁先生文采、学识所倾倒的青年徐志摩越发敬佩仰慕他了。1918年6月，徐志摩由蒋百里推荐，正式拜梁启超为师。徐志摩寄寓蒋百里的家里，两人无话不谈，一次闲聊中，蒋百里鼓励志摩出洋留学，说当代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
徐志摩学成归国，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梁启超创办讲学社，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总部设在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图书馆，由图书部主任蒋百里任总干事，徐志摩便搬到这儿居住，帮助蒋百里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事务。1924年初春，为了迎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蒋百里和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的院子里挂出了“新月社”的牌子。4月12日，泰戈尔到达上海，蒋百里负责接待，徐志摩充当英语翻译。次日下午聚会后，泰戈尔来到蒋百里家，一起合影留念。
不久，直奉战争爆发，蒋百里受吴佩孚聘请任总参谋长，去了汉口，新月社在徐志摩、胡适的主持下，很快成为一个以“性灵”为旗帜、以新格律诗为灵魂的著名文学社团。同年，蒋百里、左梅夫妇将家从北京搬迁到上海，次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也将小家庭安在了上海，走动多了，两家更加亲密。
1929年初冬，蒋（介石）冯（玉祥）战争爆发，唐生智起兵讨蒋，蒋百里为其出谋划策。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次年1月，唐生智兵败逃往国外，3月，蒋百里被捕，先被禁于杭州西湖之蒋庄。
蒋英回忆，蒋百里后来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法处的看守所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出来的不是他的学生或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
1930年1月下旬的一天，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去了三元巷，他与蒋是至交，来往频繁。话才说两三句，小门里闯进一个人来，肩头上扛着铺盖卷，往凳子上一丢，说：“福叔，今天我就住这儿了，陪你一块坐牢！”陶与徐志摩也相识，知悉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和陆小曼笃爱情深。一问，知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兼着课，铺盖是从中央大学卷过来的。
一见徐志摩，蒋百里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个月前，徐志摩曾经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不料，蒋百里却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犯罪用不着逃亡！”几天后，徐志摩又从北京写信来劝告他：“福叔，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拿着信怒目圆睁，拍着桌子：“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然后对妻子说：“你去对志摩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也无妨。”蒋百里31岁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权而拔枪自杀，身负重伤后被学生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