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生于典型的书香世家。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著有《春在堂全集》，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探花出身，著述颇多。母亲乃知府之女，俞平伯从小便跟母亲学经书诗文，13岁读《红楼梦》，15岁便考入北京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黄侃。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大学毕业后，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1922年以新诗集《冬夜》名动文坛，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才情俞平伯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他的弟子张中行晚年回忆说，他的文章“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是“五四后的著名散文家”，与周作人比较，“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文笔“奇峭而有情趣”。然而张中行最佩服的还是他的“才”，“但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
闻一多说：“俞君能熔铸词曲音节于其诗中，关于这一点，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这也是俞君对新诗的一个贡献。”朱自清说：“平伯这种音律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中得来。他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把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便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音律。”
俞平伯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用漂亮缜密的写法，创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这些作品的素材都取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正是这些散文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郁达夫曾经说过：“俞平伯的散文作品里所表现的个性，不仅比一些古典作家来得强，并且在同时代的散文作家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风采一次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片刻，只见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有一天，俞平伯忽然剃光了脑袋。众目睽睽之下，他怡然自得，泰然处之，光着个脑袋，仍然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俞先生有一次给学生讲一首杜甫写的赞扬诸葛亮的七言诗，其中有一句是“万古云霄一羽毛”，他讲解的时候说：“万古云霄一羽毛就是万古云霄一羽毛。”
这不等于没有讲解么？其实，诗的意境有时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熟读背诵之后自能领会它的丰富内涵：洁白的羽毛在万里晴空中随风曼舞，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多么美丽高洁的画面啊！
旷达俞平伯自上世纪初三十年代便在北京老君堂胡同居住。据诗人邵燕祥说：“当年胡适还在旁边的竹竿巷住过”，胡适有诗云“我住竹竿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他的嫡传弟子俞平伯，给寂寥的胡同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常常到此造访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和北大学子，如朱自清、顾颉刚、启功等常常结伴而来。俞平伯素爱昆曲，能字正腔圆悠悠地唱上几句，因而还结交了不少名角和票友，他的宅第是当时京城有名的昆曲票友沙龙。俞平伯家是胡同路北的一座四合院，虽不富贵堂皇，却也十分规整典雅。有正院和跨院，房舍不少，院子也大。
老街坊们说，俞平伯当时三十几岁，圆脸，个头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常见他在门口微笑着迎接和恭送客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展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后，不识时务的俞平伯，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批胡适而自我救赎。时为俞平伯领导的郑振铎、何其芳虽然尽力保护，俞平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批判对象。老君堂俞家的门前随即归于寂静冷落。只有老友王伯祥，不识相地常去看他，并结伴步行去游什刹海。书生气十足的俞平伯，居然赋诗记游：“借得临湖楼小坐，悠然樽酒慰平生”。大难临头却超然物外，不泯文人本色。“文革”时，俞平伯被赶进跨院存放刻书雕版的阴暗小屋。他仍不怨不怒，不改温柔敦厚的本性，又即兴赋诗曰，“屋角斜晖（一作阳）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随遇而安，不改其乐。
门生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
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集会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许多文人学者逃往西南联大，俞平伯没有来得及逃出北京。朱自清担心他步周作人后尘，给他写信，希望他洁身自好，不要写诗。俞平伯从此真的不再写诗了，以此向友明志，自己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