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色账簿: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192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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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金钱是一面镜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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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罢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共产党和工人的完胜而落幕。

罢工取得的红利是巨大的,包括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们或许对工人的纪律性印象最深,不知道共产党是用了什么办法。

实际上,工人严格的纪律性源自严密的组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借鉴了俄国工会和法国工团的经验,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所谓十人团就是每十个人为一个单位,相当于军队的一个班;每个十人团推举一人为首领,相当于军队的班长;每十个十人团组成一个百人团,推举出来一个首领称“百代表”,相当于连长;若干个百代表推举出一位总代表,形成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团”,主任团再选出一位主任(李立三就是首任主任)作为召集人。重大决策由主任团作出,再按照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严格贯彻下去。

因此***在报告中写道:“此次罢工,如果没有俱乐部的指挥,工人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安源地区,用路矿两局的说法,“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工人们认识到,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团结斗争别无他途,加入工人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俱乐部会员每月需按时交纳会费,三个月不交就要被除名。

罢工胜利也给俱乐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月可以从矿局领取津贴一千元,从路局领取津贴一百元,可收到常月费(工会会员费)四百八十元,每月收入达一千五百八十元。除去各项必要的开支,俱乐部每月还能节余很多钱,用于支援其他地区的工人兄弟。

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呢?

俱乐部为自己争取到三处房产,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两千人的讲演大厅,经常请一些剧团上演文明戏。矿区内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的报纸。工人补习学校扩大规模,由一所变成了七所,另外还建了一所工人子弟小学,七百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矿内小学聘请的老师每月工资三十元,比长沙和南昌市内小学教师的工资还高。

矿区内部的秩序转由工人纠察团维持,当地军警都不能插手。工人还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司法独立,俨然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田,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

安源罢工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如开滦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从以前的每月二十七元增加至三十七元。湖南常宁水口山矿是国内最大的铅锌矿,也是湖南赵恒惕政府的财库,那里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安源罢工骨干蒋先云被派去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起了俱乐部,通过罢工,工人增加了工资,均分了红奖。

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罢工经验,而且还提供了经济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两千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遭受水灾的难民千余元;此外还每月缴纳全国铁路总工会每月会费一百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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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划分,安源属于江西。

但共产党组织系统,却一直把安源归入湖南省委领导的范围。

继毛泽民之后,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财高手来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泽东一起办书社的易礼容。此时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调出安源另有任用,俱乐部的领导由***接任。两人估计到,随着罢工胜利后工人经济收入的提高,购买力必然也会大大增强,正是盈利的好机会。经过商定,决定把工人消费合作社做大做强,除了加强安源老街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社的经营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设立了分社。

资金从哪里来?除了扩大发行股票的老办法之外,又采用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揽储蓄。发行新股确实是融资的好办法,为了让经济负担重的工人也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股票的面值并不大,每股只有五角。扩大发行的新股一共两万股,打算筹集资金一万元,募股对象主要是矿区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热烈的追捧,工人们踊跃购买,为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而自豪。

开办储蓄部也异乎寻常地顺利,工人们把平时节攒下来的钱存入合作社的储蓄部,完全不用担心安全。在此基础上,合作社决定变相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倒不是共产党的创新,安源煤矿资本家为节省流动资金,早就这么干过,他们自办发行的货币名为“矿票”,能当现金使用,与银元等值,但仅限于在矿区范围流通,在矿方指定的商店消费。

合作社发行的货币共一万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证,购买力明显高于矿票。因为矿票实际购买力仅为银元的百分之七十,与矿方勾结的商家还要从中捞一把。此时俱乐部会员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员,消费大军超过两万人,都愿意使用合作社发行的货币,而当时安源周围的总人口数也不超过十五万人。

安源成了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回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成了一种成功运作的模式,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来的。

对共产党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安源成了一个红色据点,五年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这里成了暗伏的一颗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气虽然不如井冈山那么响亮,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其不可忽视的独到之处。

安源罢工之后,共产党又组织过几次大的罢工,但结局远不如安源罢工美妙。

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中,军阀吴佩孚撕下支持劳工的伪善面纱,对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领袖林祥谦被杀害,工人死伤百余人,被捕数十人,因罢工而失业的有三百多人。罢工的失败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全国五十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的言论集会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硕果仅存,红旗不倒。

“二七”大罢工,工人的鲜血赢得了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就连北京的国会议员对军阀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几位国会议员不顾局势险恶,骑着毛驴专程去长辛店机车厂声援工人,参加为死难工友举行的追悼会。有的议员还找到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表示愿意提供经济帮助:“你们太穷了,工作开展不了,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

当然,罢工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

共产国际以募捐的方式,为罢工中的死难者家属提供经济援助。钱是通过“济难会”的民间组织转送到工会,再发给被捕、受伤和遇难者家属和失业工人手中的。大笔金钱过手确实让一些经管者红了眼、黑了心。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京汉铁路工会负责发放救济款的两位工人领袖,一位是负责发放南段救济款的张连光,另一位是负责北段的张德惠,两个败类竟然卷款潜逃,给罢工造成恶劣影响,两人也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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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与恶。

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金钱面前受到煎熬,工人运动中的腐败分子如此,政治家们也未能免俗。

在苏联的协调下,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首次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再次显示了动员群众的天赋,让国民党刮目相看。在随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南征中,共产党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打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广东革命政府又拜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

北伐军以十万兵力迎战北洋军阀的七十万人,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破吴佩孚部署于华中、两湖地区的十万大军,后破盘踞江西、福建东南的军阀孙传芳,最后相机消灭直系张作霖,统一全国。

1927年春,蒋介石率北伐的东路大军相继占领富庶的江浙一带,在共产党人发动三次的工人暴动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阵营内国共两党的分歧也日见加剧,最终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国共的分裂,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政治因素,实际上经济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虽然能暂时缓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经济窘迫,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革命经济成了彻头彻尾的战争经济。以1926年2月为例,南方革命政府财政收入只有一千六百万元,而用于军费的开支竟然达到一千三百万元,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费每月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达到两千九百万元,每月其他军需物资、作战消耗开支至少还要再增加一千万元;而政府的财政税收每月只能筹得一千数百万元。

敛钱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花钱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只好采取向老百姓转嫁负担的方法,如增加发行盐余券、房捐等的数额;增加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税种,如征收卷烟保管税每箱一元、加征渔业税百分之五十、码头捐按货每件增加两三成、开征房证金、发行二五附税库券等,总之就是伸手要钱。

在北伐军控制的区域内,城市工商业者的日子不好过,农村种地的农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又是共产党站出来,为农民说话。国民党主管财务的宋子文、孙科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在革命军控制的各省预先征收一年的钱粮,因为广东的农村已经实行过这一政策。共产党反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

宋子文仍坚持必须在农村预征钱粮,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两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十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不能实行呢?主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由于共产党力争,国民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六千六百万元的流通券和两千万国库券来缓解财政困难。此消息一出,立刻导致华中地区物价飞涨,群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甚至还不如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

即使是这样,北伐军的军饷仍然不足,各路催要钱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湖北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潜以及归顺革命的西北军冯玉祥,都加入了讨要军饷的大军,政府累积欠饷少则几十万,多到数百万。这还是势力比较大的,一些杂牌军几乎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军饷,完全靠向地方自筹。

不能靠政府拨款的军队怎样解决军费问题呢?

不用替他们担心,他们有的是办法。只要控制了地盘,敛取金钱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