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色账簿: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192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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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南下广东的生意经 (2)

郭沫若带来了张发奎写的亲笔信,上面写着张发奎的四项要求,包括叶贺所部南下行军的路线、动身离开南昌的时间等等。在信中尤其提到,不要杀害双方被扣押的人员,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彼此之间只是主义不同,并无私仇,只要放下武器就应保全对方性命,这也算是军队内的一条潜规则。

不仅张发奎送人情,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对共产党也没有赶尽杀绝。“四一二事变”之后,朱培德在南昌分共,把在机关和群众团体中知名的共产党人召去开会,当场宣布:“这里环境不太好,要继续革命,请你们到武汉去。我已经准备了专车,请诸位马上上车。你们家中不必担心,会着人送安家费去。”事后,朱培德果然给每人发了八百元旅费和四百元的安家费。被“礼送”的名单上共有二十多人,这些人并没有全部离开南昌,朱培德也未深究。

周恩来看罢张发奎的信,点点头,对郭沫若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是应该知道的。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周恩来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南昌暴动并没有大开杀戒。除了在夜间攻占城内据点双方交火,出现一些伤亡之外,并没有出现报复性的杀戮。

郭沫若很赞赏周恩来的处事原则。他打趣地说:“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

看到周恩来有些诧异的目光,郭沫若连忙解释,他们从九江来南昌途中,曾经遭到从南昌城跑出的乱兵的殴打,随身携带的行李和钱也被抢劫一空,如果杀了他们,也就省去了被抢之厄。

当然,郭沫若的话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周恩来也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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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穷家富路”。在家可以节俭一些,旅途在外,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多,往往要多带上些钱,以备不时之需。“穷家富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面子问题。在家里穷一点没人看得见,出门在外总是要风光一些。

部队南下广东,路费从哪里来?

罗明纳兹在武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明确表示不提供暴动经费。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九江和南昌召开的几次前委会记录中,也没有再提钱的记载。暴动以军队为主,在7月底的时候应该能领到军饷,所以在短期内钱的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

还有一个来钱的渠道,那就是江西省银行的金库。

暴动两天之前,周恩来派陈赓专门负责将江西银行的钱弄到手。

陈赓是黄埔一期生,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为人仗义,诙谐幽默,人脉极广。他与顾顺章一起去苏联学习过侦察、审讯、爆破、射击等技术知识,是干政治保卫的行家里手,对付小小的银行完全没有问题。

江西银行里原本就有潜伏下来的共产党人,出纳科长沈寿祯就是其中之一。有了他做内应,银行金库的情况早就已经被陈赓摸得烂熟。暴动前后,陈赓带人顺利接管了银行,扣留了行长,把银行内的财物直接运送到总指挥部。沈寿祯因为献金有功,事后被委任为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厅长。

在南昌总共搞到了多少钱呢?

根据张国焘1927年10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暴动部队从南昌共计带走了七十万元的纸币和十万块现大洋,总数为八十万元。刘伯承的统计数字则有些出入,他在另一份报告中说,从南昌搞到了数万元的现金(指现大洋)和三十万的钞票。

这些钱要供应多少人的花费呢?暴动后的总兵力约两万一千人,其中**的十一军编为三个师:第二十四师约五千人,第二十五师约三千人,第十师约四千五百人。贺龙的二十军有两个师和一个教导总队,约八千人;此外还有朱德第九军约数百人,以及一些零星人员。

还要给中共江西省委留下一部分钱。按照当时的标准,给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发放了遣散费,每人发给现大洋三十五元,还有一部分纸币。纸币花不出去,拿着不仅是累赘,而且还有危险,大家都不愿意携带,最后还剩下了十五六万元纸币没有发出去,是埋了还是扔到赣江里边去了,没人知晓。

为了接应叶贺部南下,中共中央预先作了准备。暴动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告诉广东省委已派送款的专员去广东,带去八千元作为活动经费。这些钱作为前期的联络经费,由于邮寄线路不畅,不能保证按时收到,拨给广东省委第二季度经费数千元就没有收到。

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大宗款项,通常都是转手而来,通过慈善组织把钱转到上海的救济会,再从那里取出转给中共中央以避人耳目。上海还有一家苏联远东银行,也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秘密渠道,此时特别账户上还有一万三千元,但由于远东银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笔款无法动用。

在南昌银行缴获的纸币指望不上,离开南昌越远,就越难使用。尽管纸币已经形同废纸,还是尝试着将其花出去。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规定,沿途购买军粮必须首先使用纸币,少数的油盐和蔬菜才可以用银元,银元是准备带到广东地区使用的。这个规定对军队来说执行起来相当困难,沿途老百姓和商人根本不收纸币,暴动部队号称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对沿途的商人和老百姓不能动粗,只有使用银元。

如此一来,银元就更不够用了。就连前委书记周恩来也要精打细算,离开南昌后,周恩来随身专门有一个挑子装着银元跟着,行军每到一地,周恩来都要和武汉分校女学生彭漪兰一起清点核对账目,计算下一天的开支。

就是这样,部队过了临川之后,携带的银元也花得差不多了。

经费的问题可以在沿途的市镇筹集,也可以缴获国民党军队补充。但这个计划在执行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

从8月3日起,先头军队开始离开南昌城,向广东方向侦察前进。之后,按照**、贺龙部队的开拔顺序,于8月4日和5日陆续离开南昌。

暴动缴获的武器弹药不少,登记在册的计有大炮及迫击炮三十多门、机关枪六十多挺、步枪两千四百多支、子弹五百多万发,这些武器弹药都应该带到广东去,作为扩军的本钱。

这些武器如何从南昌带到广东?只有靠战士们人拉肩扛,因此战士们的负担都很重。指挥部警卫队的战士每人背一只驳壳枪、两支步枪和二百发子弹,每个班还要抬一顶行军用的大帐篷,平均每个战士负重达六十斤以上。作战部队每个战士携带的子弹则多达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甭说打仗,光走路都成了问题。

不是不想雇挑夫来挑,价钱已经出到了每天一块银元,不可谓不高,但还是很少应征者。期望中青壮年农民踊跃支前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共中央也承认“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加之天气炎热,部队走的是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这些武器都成了累赘。这个场景与八年之后红军长征初期有些类似。

丢弃武器弹药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办法。8月2日夜里,部队先是将一部分带不走的老旧武器集中销毁,大部分扔到赣江里去了。沿途又随走随丢,行军到达瑞金时,在沿途并没有战斗损耗的情况下,子弹就少了二百万发以上,仅贺龙第二十军特务营就遗弃子弹达三万余发。

攻城拔寨最有效的武器——大炮也没有带出来。

第二十军炮兵营因为找挑夫拉炮耽误了时间,刚刚离开南昌城就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数十发。炮兵营长也没了踪影,是死是活全不知晓。

拿破仑将炮兵誉为“战争之神”,火炮的损失对日后瑞金、会昌、汤坑等攻坚战斗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失去了炮火掩护,战士们付出的是几倍的鲜血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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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打先锋任务的朱德利用自己的影响,给在抚州国民党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了信,请他让路。杨如轩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两人私交不错,于是杨如轩有意让沿途部队退避三舍,因此部队南下初期并没有战事。

但杨如轩在给国民党军队让路的同时,又大肆宣传叶贺部是乱兵,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结果沿途农民和商户藏好粮食和财物,望风而逃,无形中形成了坚壁清野,南下大军有钱也买不到军粮,终日难得一粥。

大军南下到达宜黄时,县城街头几乎看不到一个青壮年老百姓,全城仅找到因跑不动而留在家中的老孺八九人。到达赣南大镇新丰时也是如此,人已经逃去一空,仅找到数十口大缸,里面盛放着该地特产红胶糖。战士们不认识此物,尝了尝挺甜,于是拿碗盛缸里的胶糖充饥;还有的战士用桐油来炒米饭,引起食物中毒的不在少数。

再后来军纪就难以维持了。饥饿的战士和下级军官有的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更惹起老百姓的惶恐,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就是十室十空了。张国焘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承认:“纸票不好用,行军不易得到挑夫和粮食,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

贺龙手下一个名叫吴勤武的连长,因买菜没给钱,当即被贺龙撤职。据说贺龙还枪毙了一个捉老百姓鸡吃的司务长,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于是军纪才渐渐好转。

参谋团初期制订的南下行军计划,几乎是纸上谈兵。

南昌暴动之后,为了协调各军的军事行动,成立了相当于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刘伯承任参谋长。刘伯承本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曾在作战中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在南昌暴动之前,刘伯承指挥了1926年11月的四川泸(州)顺(庆)暴动,失败后潜至武汉,后来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但手下无兵。

参谋团的大部分参谋是黄埔三四期的学生,实战经验不足。为了早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参谋团制订的行军计划行程非常紧迫,由南昌至抚州,参谋团规定的时间是四天之内到达,平均每天行军约六十里。

如果在平时,这个速度应该不算快。但考虑到崎岖的山路、天气酷热、战士负重极大、没有充足的补给甚至连干净水都喝不上的情况,这个速度大多数人都达不到。

天气似乎在和暴动部队作对。凡是参加过南下行军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1927年的夏末,天气出奇的闷热。

第一天行军,仅第七十七团就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他们不是战死,而是中暑而死的。由于卫生队无人挑卫生器材,病者无药,牺牲者无人安埋,其惨况非笔墨所能形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气。

预定的行军计划无法实现,参谋团不得不将到达抚州的时间延长至五天。

贺龙有六个团,其中五个团是老兵,第六团由教导团扩充而来,新招来的以学生和黄埔军校刚毕业的学生官为多。部队拉出来之后,新兵和老兵的战斗素质差别立刻就显出来了:到抚州的时候,教导团四个营的新兵只剩下八百余名,第六团也仅剩下七百余名。未曾作战,士兵就损失将近一半。

有关数据统计,在南下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发生之前,仅在行军路上病死及逃亡的战士人数就已经达到近四千人,不仅是大口径的火炮,就连便于携带的迫击炮,也几乎完全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