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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拔营起寨，悄悄离开江西瑞金，东进福建。
为了阻击国民党追兵，指挥部决定留下战斗力较强的周士第二十五师殿后，与主力部队保持一天左右的行军距离，递次退守。幸运的是，洛口的国民党军探知叶贺主力已经进入福建西部，并未派兵追赶，因此一路并无大战。
到达闽西的第一个重镇——汀州的时候，前委看了上海《申报》登载的一条消息：蒋介石下野了！南昌暴动，彻底打乱了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计划，等于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摆脱下野的命运，他虽然没有败于唐生智之手，却败于北方的奉鲁军阀之手。孙传芳的反攻，使得南京政府控制的苏、皖大部分地区得而复失，长江边的重镇浦口处在奉鲁军阀的大炮威胁之下，南京震动，国民党党内军内，反对声音一片，蒋介石只好宣布引咎下野。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好坏参半。蒋介石下野固然为共产党解了气，但蒋介石下野之后，国民党各派却能暂时联合起来，这对共产党未必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不久之后，武汉、南京两派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实现了国民党内部暂时的统一。
国民党三派联合对共产党虽然不利，但其影响毕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挥出来。对于南下的暴动大军而言，钱、粮、子弹缺乏的问题是更加现实的问题，不能不尽快解决。
到达福建汀州的第二天，前委书记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信求援。
在这封求援信中，周恩来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部队的现状：“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较多，经此两战（指壬田和会昌之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州）梅（县）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信中提出请共产国际帮忙，尽快准备好武器装备和经费：“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共产）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兵员之补充，需大量募费，请向（共产）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由谁来送这封十万火急的信呢？周恩来派出的信使名叫陈宝符，此人曾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胖胖，会讲各省方言，化装成走南闯北的商人最合适。周恩来的求援密信是用药水写在草纸上的，药水晾干后字迹消失，装在口袋里，与解手用的草纸混在一起，不容易被沿途盘查的国民党军发现。
临行前，周恩来亲手交给陈宝符两百块中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作路费和购置化装衣服之用，并仔细交代了去上海的接头地点和方法。
陈宝符费尽周折，辗转来到上海，按照周恩来教的办法找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员，转交了这封密信。但中共中央是否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不得而知，共产国际的武器和金钱始终没有运到汕头。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曾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曾经有人看到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不知是否是共产国际运载物资的货船。这两只船并没有靠岸，又驶回公海，去向不明。
实际上即使真有这两艘船，周恩来也不可能收到这批货物和钱财了。他的信中以十天为限，而叶贺大军从进入到撤离潮汕地区，前后也没有超过七天，这两艘船上的武器不可能送到部队手中。退一步说，即使能把物资送到汕头，仍然是望梅止渴，因为部队刚刚到达汀州，就已经揭不开锅了，必须尽快解决钱粮的问题。
在汀州，谭平山主张沿用过去的旧政策，每到一座城镇，即把筹款任务包给当地商会，实行提款、派款、借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不同意谭平山的做法，认为这是“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利用土豪劣绅来筹款，负担只会转嫁到工农和小商人身上，大商人反而会从中渔利。革命政府在南昌就已经废除了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为的就是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到富有阶级身上。
周恩来等人主张采用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罚款的方式来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经费。这种意见虽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却缺乏可执行条件，因为没有农民配合，根本没有办法弄清谁是地主和土豪劣绅。
尝试使用谭平山的旧筹款方法，在汀州引起了轩然大波。
汀州商会拿到派款的令箭，立即将负担转到中小商户身上，规定财产在十万以上的大商户只出三五百元，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小杂货店却要派八到十元。这个派款计划立即遭到了市民和中小商户的抵制，原打算三天之内缴款六万元，结果到期只收到两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
谭平山受到前委的严厉批评，只得发还了工农和小商户的派款，改为从地主和大商人处没收田地和罚款。这条措施比较奏效，两天就得款四万余元。
大军由赣南入闽，传说中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依然不见踪影。只在广昌以北零星见过几个规模很小的农运组织，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挑夫。部队在瑞金、汀州一带时，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要求留下一些枪支和骨干在闽西打游击，也没有得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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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梅岭关进入广东境内，一些在两湖一带入伍的起义战士大开眼界。
一些市镇店铺门前悬挂着“谈话处”的大牌子，战士们不明所以，谈话还要用专门的店铺？后来闻到里边飘出来的怪异香味才知道，这里就是鸦片烟馆，因为政府禁烟，烟馆才改成谈话处继续营业。市镇和赶墟（集市）的地方都有赌场，烟馆和赌场都是政府收税的好财源。
此外，战士们看到每个村都建有一种特殊建筑物“碉楼”，那是村民防备土匪所用。
进入粤境虽然并无战事发生，但刘伯承心里并不踏实。
部队一离开南昌，参谋团就派出几位侦察人员前往广东，此时他们应该返回报告广东敌情，接应部队。但不知何故，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侦察员回来。行军到赣南的时候，刘伯承又派了几个人前去，不料这些人领了钱却没有去，也不说明理由。刘伯承打算严加处罚这几个人，最后也不了了之。对此，刘伯承感慨地说：“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
一直到部队打到汕头，早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还是没有一个人回来汇报，这些人是死是活，全然不知。侦察情报是指挥官的耳目，南下途中的高级指挥员始终处在一种近似盲目的状态，这些为日后的军事失败埋下了伏笔。
大军顺利到达广东境内的大埔县三河坝，此时溽热已经过去，晚秋的天气渐凉，离开南昌时的单薄军装，已经抵御不住粤北山区的寒冷了。
三河坝是来自西北方的汀江、来自西南方的梅潭河（梅江）的交汇处，两水交汇后称“韩江”，向南流经丰顺县、潮州市，在澄海的北港注入南海。三河坝是连接闽赣和潮汕的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处的少数守敌已经于前夜退去，贺龙顺势占领三河坝。不久从潮州方向来了四五只国民党的小轮船侦察，见三河坝已被占领，不知虚实，便又退走了。
此时又面临着选择，大部队何去何从？
贺龙、刘伯承、苏联顾问纪功主张分兵一部守住三河坝，以防止从西面梅县方向来的国民党追兵，主力则直向东南，顺韩江而下取潮州和汕头，取得潮汕之后，站稳脚跟再去东江。周恩来和**则主张最多以两个团攻取潮汕，而以主力挥师向西南，拿下梅县、惠州，直接到达东江地区。
讨论的结果，仍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周恩来和**的主张被否决了。主力先取潮汕不仅是决策层占多数的想法，也是部队大部分官兵的想法。潮汕地区经济繁华，居民富庶，既可以使部队得到休养生息，还可以筹到足够的款项，还可以取得海港，便于得到苏联从海上运来的物资和钱。如果顺利的话，在潮汕可以铺开摊子，组织政府，使声势浩大起来。
离三河坝不远的松口，有国民党军驻扎。为了防止主力南下潮汕之后这部敌人尾追，前委决定将第二十五师留下来扼守三河坝。留下第二十五师是有道理的，除了战斗力强，能够独当一面之外，这个师从会昌折返瑞金经闽西南下时，一直担任断后的任务。
此时第二十五师还在从长汀到上杭的路上，与在三河坝的主力部队有相当远的距离。为了加强对二十五师的领导，朱德也留了下来。
9月23日，叶贺主力占领潮安，直扑汕头。
潮汕地区本来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人肯死守潮汕的。当叶贺部进至三河坝时，守备潮汕的国民党军潮汕警备司令王俊部约三个团即分路退却，一部由留隍退至汤坑，一部由海道退出。
留隍距离潮州约六十里，叶贺并没有派兵追击，而是直接进驻潮汕。
顺利占领潮州和汕头，全军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革命委员会忙于在汕头成立政府，准备在潮汕地区铺开摊子大干一场。计划中，甚至打算成立一所由刘伯承任校长的军事学校。
中共中央也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连领导机构都配备好了——早在8月11日就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的中共南方局，内定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共产党组织。由于通知当时还无法送达到周恩来手里，南方局临时由张太雷负责，南昌暴动的前委与南方局相遇后即行取消，归南方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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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做“为了一碗红豆汤，失去长子继承权”，说的是古希伯来人以赛因为是家中的长子，因此获得了继承权，后来被他的双胞胎弟弟雅各以一碗红豆汤，赚去了长子继承权。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还专门引用过这个典故，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因小失大。
吸引叶贺主力滞留潮汕的“红豆汤”，是组建政府和筹取钱款的诱惑，而即将失去的“长子继承权”则是在广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按照预定计划，叶贺主力在潮州不停留，一齐掉头向西，只需一天的时间便可越过距离潮安七十里的揭阳、汤坑，赶在从广州来的国民党军之前，打通去往东江的通路，与东江农军取得联系，然后回师梅江，与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联袂作战，前后夹击拿下梅关。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占领东江的目标，甚至拿下广州也是有可能的，解放军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叶贺部并未立即行动，而是在繁华的潮汕地区滞留了三天。宝贵的三天就这样过去了，无数战士将用鲜血和生命为这失去的七十二小时付出代价。
在等待的第三天头上，前委终于等来了专程赶到潮汕的张太雷。他是从上海经香港这条交通线抵达潮州的，除了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暴动，配合南昌暴动队伍攻克潮州、汕头外，张太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广东地区的秋收暴动。
起初张太雷并不知道叶贺的确切位置，一路上暗中打听，到了香港才从外国报纸上看到南下部队并没有从会昌到寻邬入粤，而是转道福建进入广东，从韩江顺流而下到了潮汕，所以又马不停蹄赶到潮汕来。
与张太雷同来的是一个名叫纽曼·诺伊曼·海英茨的德国人。他是罗明纳兹的好朋友，并随他一起来中国的。人们记不住他那一长串名字，就只叫他纽曼，或干脆叫他“小洋人”，因为他长得十分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