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性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主张，令西方列强视新中国为洪水猛兽，国外反动势力军事上的包围、经济上的封锁，形成了新中国闭关锁国的客观因素。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极“左”的对内、对外政策。虽然经济上每况愈下，物资全面短缺、全面紧张，但在政治上仍然自我感觉良好：“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他们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超英赶美甩苏修”。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一直处在这种狂妄、狂热和浮躁之中，虽然在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性的、大面积的大饥荒中有所收敛，但在十年“文革”中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打倒 “四人帮”前，中国经济再次达到崩溃的边缘。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经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确的政治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上、经济上的迷雾慢慢拨开了，国人们这时才发现我们被飞速发展的世界甩掉了一大截。原来被我们视作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过调整、修正和自我完善后，已显现出新的活力。西欧、美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联邦德国、日本经济的迅速振兴，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给清醒后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维。走改革开放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九七九年初，刚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不久的袁庚先生敢为天下先，创建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一九八O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先后建立了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一桥之隔，占尽了天时、地利。蛇口工业区曾一度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在诸多领域里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改革，一时间，全国各地到蛇口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一天中午，我在商场购物，碰到一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人，指着我胸前的工牌和气地对我说：“老同志，让我仔细看看。”他一边看，一边说：“我刚从美国考察回来，那里的公司员工都佩戴这玩意儿，不过在外国人面前我不好意思细看，现在这里居然也兴起了，真有意思。”我看他挺有兴趣，就说：“如果你用得着，我就送给你。”他担心地问：“那你怎么办？”“就说丢失了，花点钱，再补办一个就得了。”我马上摘下来送到他手里，他还想说什么，我摆摆手就走了。
其实这东西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据说在解放前的一些大公司员工也时兴戴工牌。只不过我们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废除了。以现在外资厂常用的工卡为例，一九五七年我在重庆的工厂实习时，上下班实行翻工牌的制度。所谓工牌，是用铁皮做的长方牌，两面分别涂上不同的底色，写上同一个人的姓名，上班时自己去翻工牌，不允许别人代替，上班时间一过，主管考勤的就把还未翻的工牌拿走，那些迟到或缺勤的将被记录在案。这个传统的、行之有效的考勤制度，在一九五八年给破掉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人人都是主人翁，哪有给主人考勤的道理？在十年“文革”中连国家的法制也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何况工厂的规章制度。随着技术的进步，过去的翻牌被今天的“打卡、刷卡”所代替，但它的目的始终未变，始终是企业对员工出勤的具体记录，是企业给员工工资、奖金的重要依据。
凯达（蛇口）公司是香港开达集团的子公司。它的成长和崛起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据说它的创始人原来是无锡街头的白铁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修补铁锅、铁桶．水壶，稍有积蓄后在上海开了家玩具厂。解放前夕，工厂迁到香港。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终于成了香港著名的玩具厂商。由于玩具的类别品种多，市场变化快，所以它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精明的开达老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把工厂迁到了深圳，充分利用内地劳动力、房价、地价都低的优势和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纵横驰骋，大展拳脚。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间是凯达公司的鼎盛时期，除了在深圳蛇口、南头设厂外，相继在东莞长安、中堂也建了新厂，最后将大本营设在中堂，成了规模宏大的玩具城，儿个地方的职工总数在万人以上。凯达的生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设计室里的工程师们大都是年近半百的老头儿，在社会主义的企业里工作了大半辈子，面对这种状况颇有感慨和议论：首先是大多数内地企业管理不严，员工上班松松垮垮，工作稀稀拉拉；优劣不分，奖惩不明。人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主人多了就没有主人。我们也曾有过“大庆油田”那样优秀的企业，并总结出一套“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先进管理经验，可是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贯彻和推广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结果“工业学大庆”像其他政治运动一样变成了一阵风。而凯达公司就不一样，只有老板才是主人，其他人都是为老板工作的打工仔。从你踏进公司大门那天起，你就得接受这个观念：端了主人的碗就得听从主人管，令行禁止无理可辩。从上班打卡那一刻起你的时间就是老板的，就要全部身心投人工作中，不准吹牛谈天，不准偷懒懈怠，不准离岗串岗，每个人都感到背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有一条无形的鞭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把工作做好、做完，否则你就会失去饭碗。凯达公司的产品科技含量并不高，制造工艺也基本上是传统的加工方法，甚至还有部分是手工作业。而企业管理主要是以严著称，正是依靠严格的管理出了高品质，高效率，高效益。
在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港人对内地人是轻视和冷漠的，我们也常以仰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更造成了这些人高人一等的心态。在工模部有个姓孔的钳工师傅，他的特长是模具打光，其他技术只能算“马虎”，此人爱出风头，爱管闲事，但香港同事并不买他的账，他总是在内地人面前趾高气扬，虚张声势。有一天，他从车工那里拿着一张图纸到设计室来找我：
“王先生，你画的图纸有问题啦！”他如获至宝似的，讲话的口气酸溜溜的，把图纸往我面前一放。
我以为图纸有差错，确实吓了一跳，我把图纸审查了许久，也未发现不妥，心里顿时安定下来。
“孔师傅，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呀！”
“哼！你敢说没问题？这零件在香港从来都是整体配合的，装配图上也是这么设计的，你为什么设计成局部配合呢？”
“哦！原来如此！我认为整体配合不经济，制造成本高，同时也不合理，应该配合的地方是口部，如果其他部位也配合，反而对这里产生干涉现象，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
看到我俩在争论，设计室里其他人也围上来看热闹。但都不表态，可能是分不清谁对谁错，也可能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却不敢支持我。孔师傅以命令的口气说：
“你一定要改成整体配合！”
我的倔劲又上来了：“我不改，如果一定要改，还可以将配合部位改短点。”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说：“孔师傅，这样吧，这个零件在模具中影响不了大局，如果这零件在试模中出了问题，我除赔偿这个零件的制作费用外，另外拿五百元钱请客。”旁边有人乘机起哄。
“如果老王是对的，孔师傅拿一千元请客。”
“我并没有与孔师傅赌输赢的意思，我是给自己打保票。希望孔师傅不要误会，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
听说，后来他把此事告到了李先生那里，还加油添醋地说了一些东西，李先生看了看我设计的图纸，对他说：
“老王既然把话说得这么绝，那就先照图纸做吧。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改变我们传统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如果失败了，也可以杀一杀他的傲气。”李先生真有点老谋深算！
这件事本来很小，但工模部的很多工友都知道了，有些好心人为我捏一把汗。
“老王，你这是何苦呢？你本来是替老板省工省钱，万一你失败了，又丢面子又丢钱，说不定还被炒鱿鱼呢！”
“他太小看我们内地人了，我就是要争这口气。”零件在加工后，我按照图纸进行了检测，在组装后我又检查了配合质量。这副模具的组装钳工是老陈，他与我关系较好。他清楚这副模具成功的意义，哪怕是非设计因素引起的失败对我来说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对这副模具的组装质量特别注意。
我决定低调对待这件事，我交代老陈，试模时请孔师傅一起去观察，如果成功了也不要喜形于色，更不要说多余的话。
试模果然成功了，老陈从注塑部归来，推着手推车经过设计室门口时向我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孔师傅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几个试模的样件，我不知他此刻有何感想。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事情过后风平浪静，谁都未再提这件事。但正是通过这样一件件事情的积累，改变了内地人在港资企业的形象和地位，使他们不再小看自己的同胞。
港人在内地建厂初期，各级管理人员，包括关键部门、关键工序、关键工种的师傅都是从香港派过来。这些香港师傅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令我们感到钦佩。他们传技术，带作风，教管理，使我们感到新鲜而富有生气，无论是原来在国营企业工作过的，还是刚参加工作的，都接受了一次成效颇大的教育：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管理观念和方法逐渐被内地人所适应和掌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内地人在各个工作或业务岗位上都超过了他们的师傅。而在工资待遇上，内地人与香港人非常悬殊。内地人工资低的二三百元，高的五六百元；香港师傅低的四五千元，高的一二万元，他们被派到内地工作，还有各种津贴，实际工资比在香港还高些。我们工模部五个香港人，工资总和比一百二十多个内地人的工资总和还高。本来外资企业里员工工资是互相保密的，但时间长了其实都知道。绝大多数内地人都理解这种差异，心理是平衡的，我们在深圳拿的毕竟比其他地方工资要高得多，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最先受益者。
随着内地员工的成长和进步，部分员工走上了基层甚至中层领导的岗位。公司生产技术管理逐渐走上了正常和成熟的轨道，老板为了降低成本，除了公司的重臣、元老外，香港师傅慢慢地减少了。
内地员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勤奋好学的精神，加上严格、先进的管理，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内地投资办厂的外资企业都尝到了甜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人在内地投资办厂最积极，最活跃的时期。尤其是服装、纺织、印染、玩具、塑胶、电子、五金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原来有工厂的把工厂迁到内地，以此为基地，不断做大做强；原来没有工厂的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利用原来打工积累的技术和市场，自己投资办厂，有的人甚至只带着技术和市场来承包内地的国营企业。这些开拓者大都成功了。部分人在赚钱之后不断地扩张和拓展，自己买地建厂，成片地开发，建成自己的工业园、工业区，使自己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在这个浪潮下，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第二次离开凯达公司，第二次创业。在东莞办了个塑胶厂。将相本无种，人人可为之。这次他一定会成功的。据说，开达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很多人都辞职自己创业了，在人人都想当老板的香港这是习以为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