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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改革开放谱新篇 (2)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凯达公司从一九八五年起就在东莞中堂自己购地建厂,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玩具城,欲把分散在深圳蛇口、南山、东莞长安一带的分厂集中在玩具城中。生产的中心也慢慢由蛇口转向了中堂玩具城。工厂一旦迁走,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头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所以,必须早作打算,以免将来措手不及。一九八六年底,广源公司成立模具部,需要模具设计工程师,我们夫妻俩同时从凯达辞工到广源公司工作。广源公司是中国机床总公司在深圳的窗口,主要是做贸易的,以销售中国名牌机床为主要业务。附设生产部和模具部,生产部主要是加工香港的机械零配件;模具部的领导和技术骨干来自上海星火模具厂。该厂是全国模具行业的龙头老大,广源公司模具部经理是首任深圳模具行业协会理事长,照理应把这个模具部办成深圳最好的模具企业之一。这也是创办人的初衷。

开始大家都对此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们把内地国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和工作作风几乎原封不动搬到了深圳。广源公司预见到这样下去的危险性,就招了几个在深圳外企模具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来改变这种状况。但模具部的主体是原来的人,从蛇口招来的都是打工的外来户,哪有主人听从仆人的道理。模具部状况依然,工作无生气,经济效益差。一九八七年底我辞职到东方模具厂当副厂长,厂长姓钱,是我在凯达公司的同事。我到该厂不久,就认识了朱伯昌先生。一九八八年三月的一天,他来到我厂,当时钱厂长不在,是我接待了他,他递上一张名片,原来他是香港多达利金属制品厂老板,厂址也在蛇口。他来厂的目的是要加工一副冲压模。相互寒暄和交谈一阵后,我实话告诉他,我厂只能做塑胶模,无论是设备条件和师傅的专业技术都不适合做冲压模。他有点失望:“你们钱厂长说什么模都能做,我才来找你们的!”我笑了笑,在他面前我不能说钱厂长在吹牛皮,为了向他表示歉意和补偿,我说:

“珠海我有个朋友是专业做冲压模的。正好明天我去该厂办事,我把你的图纸带去,我叫他们报给你最实在的价格。”

朱先生很感激地说:“王先生的直率令我很佩服。我来蛇口不久,人地两生,请你多多帮助。”

珠海模具厂是从粤北山区迁出来的,专业从事冲压模生产。厂长邓基贵是一九六四年毕业的校友,人很能干实在,我们双方早就有业务往来。

“这是一个港商要求加工的模具,你报个实在价格,如果双方认为合理,你们今后直接联系。”我看了邓厂长报的价格,认为确实比较实在,就自作主张叫他写了份合同。回到蛇口后将合同直接交给朱先生。

“如果你认为价位合理的话,你去该厂考察一下,再作定夺,今后的事你直接与该厂联系。”

朱先生看完合同,很是感动。

“老王,别人都是雁过拔毛,你却没加一分钱,真令人佩服,佩服!”

“朱先生,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找上门来说明你瞧得起我们。我自己做不到,介绍个朋友给你做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果有用得着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在朱先生的一再邀请下,我同他一起吃饭。酒席上就我们两人,酒过三巡之后,开始天南海北地谈天说地。谈人生,谈社会,谈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势。他问及我的现状和经历。我告诉他,一九五九年我不满二十岁就离开四川被分配到湖南工作,一九六六年支援“三线”建设调到海南岛,一干就是十七年。一九八三年来到蛇口,现已年近半百,虽然一事无成,但总算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为下一代创造了一个好环境。我的谈话,伤感中带着一种欣慰和满足。

他告诉我,他是广东陆河人,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后,没钱读高中就外出打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他被安排在海南岛烧石灰。工作很辛苦,劳动强度大,每天干十二小时以上,但他总是脏活重活抢着干,经常被评为优秀或先进。但他不善巴结上司,有时候还与瞎指挥的上司发生顶撞,一九六一年他被下放回陆河老家,生活苦不堪言,大米粥、地瓜汤都喝不上,他想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出去闯一闯,一九六二年他和几个朋友从深圳游水到香港,差点儿被淹死,游上岸时已奄奄一息。除了一条内裤外,身上一无所有。他找到一家五金厂做杂工,脏活重活抢着干,做事又快又好。

老板看他是块料,就安排他学技术。他勤学好问,理解能力强,很多东西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干实干,很快就把各个工种和设备都学会了,开冲床、做模具、修机床,他什么都会,成了这个五金厂的“通才”。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这种作风,下面干不了、干不好的,他就亲自上阵言传身教,直到把问题解决为止。他与我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掌肥厚、粗糙,是一双劳动者的手,是从打工仔干出来的老板。朱先生与我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在滔滔不绝的交谈中,我发现他谈吐自如,旁征博引,用词遣句非常得体,看得出来,他不但博学多才,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他眉飞色舞。

“在香港,最崇拜的是那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人人都希望做成功人士。打了几年工有了点积蓄之后,我也想当老板了。七十年代初,我做服装生意,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我又去五金厂打工。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创业,开了个五金厂,因产品不对销路,市场越做越小,又失败了,比第一次亏得还惨,几乎血本无归。不过,我只是把几年的血汗钱亏进去了,并不欠债。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我去澳洲打工,在五金厂当师傅。这次来内地办厂是第三次创业。不瞒你说,我的家底很薄。这几年的积累加上老婆变卖的首饰一起也就四十多万港币,买了设备就没有流动资金。不过我老朱在朋友和同行之间信誉很好,他们都很支持我,主要材料是月结,加上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政府给外商这么多的优惠,我认为这次一定会成功。”

我举起酒杯:“祝你成功,祝你兴旺发达!”

后来,老朱与我经常来往,他厂里的模具机床发生故障,就找我帮他制作或修理。每次的费用他都照付不误。他的那些设备非常老式和破旧,说句不恭敬的话,有的设备在内地国营企业的废料堆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设备经常出毛病。为了不影响生产,朱先生亲自通宵达旦地主持抢修。就是这样的设备,在五十多人的小厂里每月生产二百多万港元的产品,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火暴的生意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朱先生在经过两起两落后,这一次终于成功了。他赚得钵满盆盈,眉开眼笑,添置了一些新设备,又买了货车和私家车,还在他家乡陆河买地建工业园,准备将工厂迁到陆河去。

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发生了,中国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小小的蛇口也闹得鸡飞狗跳,沸沸扬扬,游行不断,示威不绝,演说激昂,传单纷扬。那些日子我忧心忡忡。儿子、女儿分别在读大学和中专,学生历来是最容易被煽动,被利用的群体,我担心他们兄妹被卷进漩涡中去,立即把他俩找回家来。

“你俩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你们知道多少?中国在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多年里又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国民党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军阀,我小时候,四月!就处于刘文辉、刘存厚、颜德基这些军阀的统治下。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铲除了军阀,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误再误,中国经济没有长足的发展,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力、生产方式仍然是落后的,农民依然是、贫困的,这意味着封建割据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

在十年‘文革’中,沉渣泛起,地方主义、封建宗族主义死灰复燃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被打倒后,花了很大的工夫才使国家有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些年来搞改革开放,政治上宽松了、开明了,经济上好转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今天学生们喝着汽水、吃着面包去游行示威,高喊打倒这个,推翻那个,我告诉你们,在中国哪个党能取代共产党?!我认为,中国只能变,不能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是渐进式的。如果用暴风骤雨的方法,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动乱不堪的中国。中国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中国太穷了,不要说军阀混战,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也经受不起了。”

我的两个孩子眼瞪得大大的望着我,我的话显然引起了他兄妹俩的震撼和共鸣。

香港部分人对“六四”风波很感兴趣,也组织了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还捐款捐物,成立了“支联会”专门管理这方面的事务。

对此,我与朱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对他说:“你们那里有些人唯恐中国不乱,国家乱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如果乱到罗湖桥都控制不住了,你们还能睡好觉吗?你们还能在内地投资发财吗?”朱先生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东方模具厂是蛇口一家贸易公司—东大公司的下属工厂。是陕西铜川!市在一九八六投资兴办的。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一些省市或企业争先恐后地来深圳建立窗口,有许多成功了,也有的失败了。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用人不当—任人唯亲或未尽其才。东大公司做生意亏损,东方模具厂也亏损,一九八七年正副厂长均被免职,陈厂长回内地去了,金副厂长到蛇口一家电子厂打工了。钱先生和我先后来到这个厂,担任正、副厂长。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生意有了转机,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二十一时电视机后盖模也可做出来。一九八八年盈利二十多万元。看到赚钱了,有人眼红了,东大公司郭董事长将钱厂长调到公司贸易部当经理。将原来在此亏损免职的金副厂长又弄回来当厂长。金是郭董事长的外甥,原来在内地一个工厂当工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我预测又要回到亏损的状态去。如果再亏损就会一蹶不振,非倒闭不可。我又得准备后路了。

香港金辉公司老板黎先生与我早有业务往来。在交往熟悉后,他表示想在内地合资办厂,经我牵线搭桥,他与蛇口侨联公司进行接触和交往,经过几次反复的磋商、谈判,双方签订了合资经营意向书。

我辞去了东方模具厂的工作,从事筹建合资公司的具体事务。经双方研究决定公司名称叫“深圳市兴宝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侨联公司以厂房作投资,港方以现有设备和部分现金作为投资。主要生产和经营塑料制品、吹塑机等。成立了公司董事会和经管班子,董事长由中方的邓先生担任,他是蛇口工业区一个直属公司的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是黎先生,我是副总经理。公司成立不几天,黎先生拿了五万港币作开办费,于是公司就开始运作了。邓董与我去香港黎先生的公司考察,商谈投入的设备评价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