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矛盾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发现黎先生投资设备清单上的报价与实物有一定差距，按照正常做法应由专业评估公司估价。黎先生也提出蛇口侨联公司的厂房作价每平方米二千八百元也太高，当时深圳的市价每平方米才一千五百元左右。很显然投资双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如果双方如此心照不宣地凑在一起，会给将来的合资公司带来很重的包袱。作为将来的实际经营者，我不希望双方的投资水分太重，否则会使企业经营困难，投资回报率低。我给投资双方做工作，希望他们端正心态，以追求公司的长远利益为目标，真诚合作。双方都不理会我的意见。这样僵持了半年多，那五万港币的开办费用光了，双方的合作最终胎死腹中。
一九九0年初，上海侨联和无锡电机厂参资进来，才使兴宝公司正式启动起来。选购设备，招员工，找订单，我原来的同事和部属又纷纷云集在一起，公司很快就进入生产阶段，公司本来是制造塑胶模具的，为了弥补订单的不足，冷冲模和机械加工的订单我也接。俗话说“有毛就不算秃头”，热热闹闹总比冷冷清清好，特别是刚开业的公司，首先不图赚多少钱，先把生产的声势和气氛造起来，把公司的信誉和名声亮出去，后面才会有业务的跟进和发展。在这种经营思想指导下，兴宝公司的生产很快就进入红红火火的局面。
公司进入生产阶段后，根据当月的产值计发奖金，所有员工包括我本人的奖金由我决定，我从来不拿最高，我的工资是由董事会定的。有些拿计件工资的工人比我的收人还高。我认为把工人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公司兴旺发达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日夜操劳，与员工们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作为行政上的一把手，自始至终我未安排一个亲属到本公司。
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邓董事长并不是这样，据他自己说，包括兴宝公司在内他兼任了八个董事长。邓董在别的公司的业绩和口碑我不清楚，但在兴宝公司的表现，我是耳闻目睹的。在公司刚开始筹建时，他就把他朋友的女婿安排进来。刚开工生产还没有汽车，就安排他表弟来当司机，随后又把工业区分配给公司的两个户口指标给这两人，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光明磊落，所以在领导之间既不研究，也不打招呼，把兴宝公司看成是他的“家天下”，他是这里的“家长”。有一次公司领导开会，我对此提了意见：
“希望当领导的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只顾个人利益，否则会在员工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老邓清楚这些话是针对他的，生气地说：
“什么个人利益？！我当了八个董事长，其他七个都有年俸，逢年过节还有表示。你兴宝公司表示了什么？”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惊讶，想不到他对这些蝇头小利这么耿耿于怀。
“我承认，兴宝公司没有孝敬你，也没有孝敬任何人，你可以去查账，逢年过节谁都未发过一分钱东西，公司现在穷，不能在没有效益的情况下讲究福利待遇。”
后来，我与邓董又发生两次冲突。
开业初期，模具订单不足，我通过关系从集装箱厂接了一批来料加工的订单。他知道后叫人给我带来一张纸条：
“老王，你接的集装箱厂零件加工，一定要先收一匹定金才行，否则不要加工。”
我看了纸条，又好气又好笑，这“一匹定金”是多少？我猜想可能是一批的“批”字，这位白字先生根本不懂制造行业的规矩，对方是来料加工。来料本身就代表了订金，哪有既来材料又付订金的道理？我带着气给他打电话，耐着性子给他反复说明，来料加工再要求收订金是不合理的。说了许久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叫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拿着纸条，骑着单车气冲冲地去了。在半路上，我想折回去，因为大家都在火头上，说不定要吵起来。但这时的我，总觉得理直气壮，不把憋在心里的气发泄出来心里就不舒服。到了邓那里，开始我还是耐心给他解释来料加工不收订金的理由，向他说明机械加工的行规和几种运作模式。但他还是一言九鼎，说了不改。并发火地对我说：
“你老王狂妄自大，自作主张。”
我怒不可遏。
“老邓，你懂得公司章程吗？没有总经理，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的职权。你不懂机械行业的规矩，又不听我的解释。你所干预的事正是我职权范围的事，请问：你其他七个董事长也是这么当的吗？！”
邓蛮不讲理地说：“其他几个董事长怎么当，不关你的事，但兴宝公司的董事长我就是这么当。”
“岂有此理，没想到在深圳还会有你这样狗屁不通还独断专行的董事长！”
在邓的眼里，我只能是埋头干活的“小媳妇”，谈不上权利和职责。没想到我敢如此大胆跟他顶撞，他气得脸都青了。
第二次冲突是因为老邓要倒卖一辆进口面包车的事。在兴宝公司刚注册不久，按照当时的政策，有关部门给中外合资的兴宝公司一辆免税进口车的指标，这是一辆日产豪华面包车，俗称“小霸王”。当时这种车是抢手货，在公司还是一个空壳的情况下，从银行贷款十六万元买下了这辆车，名义上是兴宝公司的，但我们从未用过一次，实际上控制在老邓手里，供他探亲访友、休闲游玩用。一九九0年十二月的一天，老邓来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有要事相商。我骑单车去了。这次与以往大不一样，老邓笑脸相迎，并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开门见山对我说：
“老王，兴宝公司主要生产模具，用货车或‘的士头’就可以了。用‘小霸王’太浪费。正好西乡有个公司出三十六万元的高价购买使用权，这么好的机会实在难得，我看把它转让了吧！”
我冷冷地说：“你认为可以卖就卖吧，反正除你之外，我们从来没用过。”
他听出我话里带刺，脸上仍然堆着笑，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合同书给我。我大概看了一下合同条款，这是一份经过仔细协商和讨价还价之后、完全敲定好了的汽车转让合同，除了兴宝公司这里空白外，其他单位都签字了。我往旁边小房里望一眼，有两个大腹便便的人坐在沙发＿t，可能就是面包车的买主。我在纳闷，在沉思。平时那么专横独行的邓董事长为什么把这么大的权力让给我？我立即警觉起来，这是一桩非法倒卖进「I汽车的交易，一旦被海关查获，当事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由此可以看出邓狡猾和阴险的一面。我正在沉思的时候，老邓在催促：
“老王，你代表兴宝公司签字吧。”
“邓董事长，谢谢你这么抬举我，这个字我不能签。”
我把合同还给他。
“老王，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是你误会我了，我从来不争权夺利，我是为了工作，想争取我应有的权力，而现在你给的权力已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敢领受。”
一九九O年公司当年投产就盈利二十三万元，对这总投资六十万元，员工总数不到三十人的小公司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成绩，是我领着全体员工艰苦创业，苦心经营的结果。这个公司从引资注册，设备安装到开业生产都是我一手一脚拼出来的，看着她走上了良性运作的轨道，我有一种成就感。但是，我心里明白，有些人看重的不是公司的业绩而是个人私利和权力。老邓已把我看做他工作的绊脚石，肯定要想法搬掉。一九九一年初开董事会时，重新任命了总经理、副总经理。我由副总降为厂长，专门负责生产技术。我 早就料到这样的结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某些人的惯用伎俩。像我这样刚直认真的人，始终跳不出“被利用、被限制、被排挤”的循环圈。
新上任的总经理姓钱，原来在工业区某直属公司搞贸易，对工业、对机械行业一窍不通，把他摆在这位置上无异于赶鸭子上架。但他人很随和、谦虚，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对我更是毕恭毕敬。我对他也很支持，甚至还有几分怜悯。人生一世好运气并不常有，碰到了当官的机会，为什么不“过把瘾”呢？但好景不长，不到三个月就出事了。一九九一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公司突然来了几个公安和海关人员，在写字楼搜查了一阵，然后把钱总带走了。从此再没回来过。原来事情出在那辆日产“小霸王”上面。我当时拒绝做的事，他上任后不久，就按照老邓的指使，签字卖了。倒卖进口汽车是触犯刑律的。
据说钱在关押期间，交代这件事是老邓指示他干的，但老邓推得干干净净。后来小汽车被没收并罚了款，老钱在关押几天后释放了，他又恨又气，再没回兴宝公司。事后大家议论纷纷，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是否有人举报？是谁举报的？有人告诉我，老邓怀疑是我举报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卖的，卖给谁的，我一无所知。我凭什么去举报呢？兴宝公司是我亲自拼搏、奋斗的产物，我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我对她呵护有加，绝不会因与邓的个人矛盾而使兴宝公司受到伤害。当时我还未离开兴宝，即使有一天我走了，还有一批奔我而来的弟兄们靠这公司生活，养家糊口，起码要对得起弟兄们。
从凯达公司辞工出来后，先后到过三个单位，其中东方模具厂和兴宝公司给我的启迪最深刻，别以为是特区，什么都是一片光明，特区的人不是来自天外，不是来自真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三亲六故。我算看透了，有些头头脑脑关心的不是公司效益，而是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与这些人为伍，想干出一番事业是很难的。
一九九一年春节后不久，香港朱先生在路过深圳时打电话给我说好久没见面了，要我去叙谈叙谈。朱在上年底将工厂搬到了陆河老家。实现了荣归故里造福桑梓的夙愿。他的生意继续火暴，员工由五六十人增到二百多人。我俩在火车站附近的晶都酒店从喝早茶到吃中饭，连位置都未挪动过。朱先生很健谈，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滔滔不绝。我知道他很器重我，一九八七年曾要我辞去现有的工作，帮他管理工厂，因他的厂与蛇口工业区未建立劳务合同，我的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险都不好办。我推荐了我中专的同学老李去当经理。一九九0年老李太太得了子宫癌，加上朱迁厂到陆河，老李辞职回重庆老家了。这次见面，找我谈这么长时间是否会旧事重提，要我去帮他管理工厂呢？对此他只字未提，他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摇摇头，他说：
“老王，你我交往这么多年，我认为你是个人才，你应有自己的打算，不要安于现状，不要老是替人打工，打工是出不了头的。在香港，像你这种人，早就应该当老板了。”
对于他的这番话，我并不感到新鲜。类似的话，以前也曾听人说过，只是没有他说得这么透彻、明了。我望着他，搔了搔头皮：
“你这么看得起我，我很感激，我并不是安于现状的人，我的现状并不好。我是个只懂得工作，专心事业，不善于巴结上司的人。我大半生的实践证明，像这种秉性的人在官场是吃不开的。”
我把在兴宝公司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听后，很是愤愤不平：
“你这个老王呀！除了干工作、干事业，其他什么你都不懂，去年你去香港，我请你喝茶、吃饭，你都说没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第一次去香港连海洋公园、跑马场都未一去看看。在我认识的内地干部中，只有你是这样的。你这么兢兢业业地做事，却落得如此下场。你要有这种精神，为什么不给自己做事呢？”
朱先生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己当老板，自己创事业的念头，终于浮现出来了。
经历改革开放十余年的深圳，市场经济的许多体制和观念已初步形成，其中最显著的是人才流动体制，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长期地压制你，埋没你。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不应该结下仇和怨。你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你可以辞职跳槽，自由流动，在流动中检查和审视自己的分量，在流动中冲刷自己的污垢，在流动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坐标，施展自己的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