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接待习近平这个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米格林家，记者遇到了辛西娅·米格林和理查德·米格林夫妇。辛西娅回忆当年时说，她曾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代表团人员做过一次早餐。另外，代表团一行在他们家的时候，恰逢他们的小儿子比尔正在庆生，习近平他们一同加入了这一庆祝行列。
辛西娅拿出了当时拍下的照片，这张已然发旧的五寸老照片上，习近平等人和米格林一家人围在一张放着插满蜡烛的巧克力蛋糕的桌子后，笑容满面。
理查德·米格林说，“现在他要回来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这些接待家庭而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礼遇。这正是家庭接待的真实意义所在，我们能互相了解和交流，成为朋友，现在他回来就是来看看老友，他可以在这里将自己完全放松下来，这里是私人时间，可以轻松和大家交流。”
曾经接待过习近平一行的农场主汤姆·霍普斯记得1985年在自己的农场为习近平一行示范如何在温室内培育红薯苗。他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习近平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大概在他的农场呆了近两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
霍普斯对记者表示，他现在每天都在等待重聚的那一天，“我已经等不及了，希望明天就能够见到他！”
（据中新社 孙宇挺/文）
标：聂荣臻为何不赞同邓小平“全退”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
聂荣臻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聂荣臻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了。
7月30日下午，党内一般称为“王老”的王震突然拜访聂荣臻。聂荣臻和他寒暄了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聂荣臻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聂荣臻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聂荣臻异常慎重。聂荣臻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许久，聂荣臻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克勤秘书回忆，王老走后，聂荣臻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聂荣臻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意见。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聂荣臻听，聂荣臻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7月30日王震同志来谈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因时间仓促，未得详细说明想法，故今日再请王老来谈。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个“备忘录”，是聂荣臻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党尽到的又一份重大责任。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张杰荐自《特区文摘》摘自《回忆父亲聂荣臻》聂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引：1997年4月，当全国第一个“电子警察”（俗称“电子眼”）在深圳福田区新洲、红荔路口“上岗”时，这一交警执法手段革命性的改变，在当时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标：首个“电子眼”上岗震动全国
从日本学习到深圳制造
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交通信号灯只有两相位的圆形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每个信号灯独立控制，各个方向的配时也是固定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智能信号控制系统，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的闻贵清非常重视交通科技处工作，率队到国外考察交通信号系统，通过大量调研，决定引进日本的区域交通控制系统（简称ATC系统）。于是当时深圳市公安局交通工程科学研究所的林维望和同事到日本学习掌握这套系统。
两个半月的日本之行让林维望感触很深。“日本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交通矛盾也十分突出，高速公路常常变成‘停车场’。当时我们就想，今天的日本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深圳。”而让林维望和同事们兴奋的是日本交通科技的发达。从那时起，林维望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有朝一日深圳能自主研发出智能交通系统。
林维望他们从日本回国后，深圳ATC系统立即上马施工并于1989年投入使用，配合当时深圳首创的多相位箭头控制信号灯，路口的平均通过能力提高了20%。3年后，深圳自主研发的智能信号控制系统问世。
第一个“电子眼”震撼全国
1997年，新洲、红荔路口因为国内第一台“电子眼”诞生于此而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路口。10多年后的今天，“电子眼”已像繁星一样遍布全国各个城市。
林维望是国内最早参与研制“电子眼”的高级工程师之一。他记得，当时的新洲、红荔路口还相对偏僻，司机路过此地时违章驾驶成了家常便饭，重大交通事故频发。市区一些主干道，夜晚司机冲红灯现象非常普遍。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当时的公安交警局局长刘志娇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科技要警力。交警局交通科研所遂开始“电子眼”的研发。
1997年初，国内第一台“电子眼”问世。安装后不到两个小时，一卷36张底片的胶卷便拍完了，当天更换了3次胶卷，一共拍了100来张车辆违规的照片，违规数量和场景都触目惊心。等相片冲洗出来后，交警便通过报纸公告等多种方式告知违规车主前来接受处罚。
很多司机还记得“电子眼”在深圳掀起的轩然大波。因为不是现场执法，许多司机以为交警手里没有证据，不肯承认违章，有些车主甚至将交警告上法庭。可是当交警把“电子眼”拍下的照片拿出来，并一一指出照片上车辆冲红灯违章的要素时，司机们才心服口服。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报道深圳“电子眼”，将它称为交警执法手段的一次革命。而这个项目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公安系统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奖项。1997年7月14日，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23个城市和有条件的中小城市推广深圳交通监控系统查处违章的做法。
闭路电视成为交警“眼睛”
提起视频抓拍，深圳的司机都不陌生。从2006年开始，深圳交警开始大规模使用这种新的非现场执法手段抓拍随意变线、开车打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人开车又规矩了许多。很多市民不知道，这些“居高临下”监视全市交通的闭路电视是国内最早“爬”上高楼楼顶的。
早在20多年前，深圳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建设和研发。1985年的深南、东门路口（即现在的金城岗）已经是车流非常繁忙的一个路口，深圳第一个闭路电视监控探头就安装在这里。作为试点，当时最早的监控室就设在现在的罗湖交警大队内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里。两名交警在监控室内通过电视屏幕监控路口各个方向的交通状况。有了这双“眼睛”，交警部门可以随时调配警力，执法效率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