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个激灵。
“神经病，以后别打我电话了。”我外强中干地骂了一句，假装愤怒地挂掉了电话。
手机的电镀外壳上挂满了汗水，衬衫黏嗒嗒地贴在背上，我好久没出这么多汗了，这么多冷汗。
那个箱子在我床下放了七天，我每天都把他拿出来看看，然后再塞回去。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它，先这么放着吧。
打开就会死？有这么霸道？里面是什么？
是炸弹吗？
是芥子毒气吗？
是炭疽吗？
是病毒吗？
是放射性物质铀、镭、铯吗？
是所罗门王封印的大魔鬼吗？
是埃及法老王诅咒吗？
是……吗？
我真是越来越担心了。
第八天晚上，外面下起了雨，闪电不时划破天空，我琢磨着箱子的事，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明天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将这一切和盘托出，里面有什么就推给国家来处理吧。
这样一想，我一下子就释然了，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有点饿，我打电话给必胜客，叫了份外卖，准备吃完了就去单位。
不到十分钟，门就被敲响了。
速度还真快，我嘟囔着，趿拉着拖鞋走过去打开了门，我怎么也没想到，站在门外的人竟然是刘峥。没等我露出惊诧的表情，他已然迅速挤进来，借着身体的重量砰地撞上了门锁。他像熊一样靠在门上，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阴沉表情，那双鱼眼显得更鼓了，眼白占据了眼眶内绝大部分，而且布满了叶脉状的血丝，就仿佛碎裂了一样。
这一切真是太突然了，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来干什么？”我恼火地望着他。
他肥大的鼻翼像巨大的白蛾鼓翅那样翕动着，眼睛愈加鼓凸起来。
“我来拿我的箱子。”
“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我喝问。
他伸出一只手，“给我。”
与此同时，他的另外一只手从背后挪出来，就像一个杀手从黑暗的角落中悄无声息地走出。那手里攥着一缕寒光。
我愣了好一会才认出来那是一把刀，有一尺来长。
这把刀令我哑口无言了，本来我还想骂几句难听的话，但它一下子就让我客气了。
我乖乖地带他到卧室，把箱子拖出来放到他脚边。我注意到他原本空洞的凸眼睛里立刻掠过了一道光芒。
我刚想壮起胆子问问他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他已经抬起手给了我一刀。
又是一刀。
再一刀。
我就像慢镜头一样倒下了，我躺在地板上，感到肚子上像是有一些热水淌过，那口箱子就横亘在我眼前，庞大得像一条方形的山脉，可我的眼睛却有点像调不准焦的望远镜，任由它一阵清晰一阵模糊。我看到它离地而起，悬晃在空中，跟随着一双穿着黑皮鞋的大脚慢慢飘进了虚无里，随后我的耳朵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声音，清晰得就像是对着麦克风发出来的。
然后就什么都消失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两天之后，我身上缠着浸了血的绷带，但幸运的是我还活着。
幸亏我叫了那份外卖，他走后不到十分钟，送餐的小伙子发现了顺着门缝流淌到楼道中的血，好在还没有全流出去，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骂他们的广告了。
至于那个刘峥（当然是假名），他逃之夭夭，从此消失不见，不仅到现在仍没有抓到他，甚至连他的真实身份都是个谜。
我只知道，他是个绑架犯。
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尽最大的想像力去猜测，因此接下来的推断，未必就是真的。
一起绑架案，最难的环节是什么？想想就知道了，是安全地取回赎金。
要知道，那些家属一点都不讲信用，动不动就报警，然后警察就会蹲守在约好的地点，架起网，守株待兔。
取赎金这一环节是绑架是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我猜他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在上面，而小洋楼上那个女人的纵身一跳也许就是他绝妙构想的源头。
那个女人是谁，为什么跳楼，想必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但我相信是这件事启发了他。
也许事发当时，他就混在围观的人群里，若有所思。
他肯定也了解小洋楼资本家跳楼的传说，这传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他把这两件事嫁接到一起，诞生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计划。
于是，人质家属接到一个离奇的勒索电话。
“准备一百万……准备一个旧式的铁皮箱……把钱装进去……焊死……带上铁锹和粗绳索……打车……到桂华路……现在下车……右拐……走……继续走……进右手边的工地……有没有看到那口井……对……掀起石板……下井……下，别他妈罗嗦……用铁锹挖，挖坑……挖深一点……对，把箱子埋进去……好，石板盖好……回家……半个月后保证放人……不许报警，否则就准备收尸吧……”
至于他们报不报警，那是他所不能掌控的，他要做的就是尽量规避风险——找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人去替他拿回那笔赎金。
这就是他整个计划的核心。
这个人必须是与他毫无瓜葛的，这样即便被抓，也牵涉不到他。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挑中我的，也许他是我的忠实听众，也许他偶然在收音机前听到了我在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热线电话，不过，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
他编织了那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逐渐把我带进了他的局，他的最终目的，是引着我下到井里挖出那口箱子。
被绑在出租房床上的那个女人就是那张可怜的肉票，而我在电话里听到的男人的惨号声，也许就是他自己录的，同样是假象。
他肯定一连几天监视着我，一旦我被抓，他便会立即潜逃；如果我拿到钱，那么他就尽量想办法拖延几天，确认安全无虞后，再潜入我家将我杀掉，把钱带走。
至于那个修鞋老头，我想应该是他计划外的一个惊喜，即便我没有遇到这个老人，他也会通过别的方式把想让我知道的“线索”都透露给我。
他做到了这一切，几乎完美无缺，只是收尾时差了一点，没有把我杀透。但这无所谓了，是否杀掉我并不是他计划的主干部分，只是些细枝末节。
半年后，我养好了伤，我的声音仍旧飘荡在城市的夜空里，也仍旧有热情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只是，我再也不同他们见面了。
那是个阴雨连绵的午后，天空阴沉得仿如傍晚，我撑着把黑雨伞，在小区门口等待着那个房东。两点整，他慢慢悠悠地从雨中走来，是个白胖子，撑了把女人用的花伞，红蓝相间，绘着妖娆的大花。我俩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带着我向他出租的房子走去。
其实昨天上午我已经看过那套房了。我先找的房屋中介公司，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的小伙子热情洋溢地带我看了房，我心里满意，嘴巴上却说还要再想想，等他锁好门我俩分道扬镳后，我悄悄杀了个回马枪，把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防盗门上：
“房主你好，我要租你的房，请联系我。1355235XXXX。”
那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就这样，我们甩掉了讨厌的中介，各自省下了一笔中介费。这是我租房的一个小窍门，每次我都这么干。
房东挪动着肥胖的身体，像一个称职的博物馆讲解员一样，带着我把各个房间都看了一遍，最后我们站到一扇锁着的暗红色木门前，他迟疑了一下，用略带歉意地对我说，这里面是个储物间，大约有五六个平米，因为前任房客遗留了些物品放在里面，所以就锁上了，你如果要租我这套房，这个储物间就没办法用了，不过我可以酌情给你减点房钱，你看能接受不？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没什么不能接受的，我豪爽地点了头。我们签了份为期半年的租房合同，然后握了握手，我的手就像是坐沙发那样陷进了他的胖手里。他的脸红扑扑的，洋溢着胖子们那种惯常的笑容，就像一只开放在夏天正午的向日葵。有一个瞬间，我似乎感觉到他的高兴有一点过分了，但我并没有多想。
但是，在我搬来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怪异的气氛弥漫在这套房子四周，那是一种神秘、不确定的东西所带来的压迫感，它不是来源于房子内部，而是来自于一些奇怪的陌生人。第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敲响了我的房门的，当时电视屏幕上新闻联播正在奏起熟悉的旋律，我听到了敲门声，有点怪，不是我们通常敲门那种紧凑的、富有生气的哒哒哒，而是节奏僵硬迟滞的哒—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