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莹译
赫伯站在门边，一只小小瘦瘦的手握住圆顶高帽和一把折伞，另一只手搁在半开半闭的门把手上。
“妈妈，我走了。”赫伯的声音在宁静的清晨里响起。
“祝你有个愉快的日子！”后面卧室中传来一丝很甜却无精打采的声音，“你今晚不会迟到吧？孩子。”
“不会的，妈妈。”
“七点钟，对吗？”
“嗯，七点钟。”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然后用眼神环顾了一下起居室，心里不觉一动，他想：我会怀念这一切的。
屋里优雅的红木家具，散发着淡淡的自然光泽，远处的橱子里，尽是他母亲辛勤收集的瓷器，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小饰品架，装着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
这个房间--一度曾引以为傲的房间，每一样摆设都是通过精心挑选的。然而现在，每件东西都褪了色、破旧、不堪，甚至他的母亲也已经褪色、破旧、不堪。1929年，由于生意惨败，她再度成为寡妇。赫伯的薪水并不多，所以她一直工作，从未舍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他轻声对那个身披法兰绒睡袍刚刚闪进厨房的人影道别，等听到熟悉的“再见”声后，他才随手把门带好。
赫伯走进电梯，按下了“1”字的钮。这部呻吟着的老爷电梯，满目疮痍，画满了年轻人的名字。可这上唯独少了他的，一想到这点，他就不禁落寞感伤。在他人生的四十年岁月中，有三十年都是在这幢公寓里度过的，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在那锈迹斑斑的电梯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他摸摸自己胸前怀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冲动，然而很快，天生的怯懦和按章办事的习惯，使他将手从背心口袋里挪出--空手出来。他叹口气，永远不再有机会了。
赫伯是个兢兢业业、墨守陈规、生活规律而单调的人。这天，当他步入清晨的阳光中，计划在日落前偷窃五十万元时，他也只给自己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
这天上午和往常一样，赫伯坐在第三车厢的后面，他把《纽约时报》整整齐齐地折叠成四分之一，试图用近视的双眼去阅读新闻。
到达华尔街站的时候，赫伯随着许多身穿黑色呢子西装，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雨伞的人一起下车。他步行了一小段路，进入一座灰色的大厦，在门口冲保安点点头，然后乘电梯上十六层，走出电梯，在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门前站了好一会儿。那扇门上刻着：泰波父子公司，创始于1848年，纽约证券交易公会会员。
他顺着一条通道走过去，推开一道栏杆的门，连看都没看黑板上涌粉笔记载的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便径自进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里有六张办公桌，有镶着玻璃的档案柜，一道墙边还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的窗户。赫伯的办公桌和其他人分隔开来，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资历。
九点钟左右，其他办公桌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到齐了。瘦高、憔悴的比利，匆匆地和赫伯点了个头，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资历只比赫伯少两年。貌美、年轻的芬黛小姐，三十岁，相当有才干，当她扑好粉，便在桌子后面坐下来，他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经理办公室的橡树门边。接下来是两位低级职员，最后进来的是劳伦斯，他是副经理的外甥。
劳伦斯刚一进来，他舅舅就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检查考勤。他对大家准时到达表示满意，然后点头示意芬黛小姐进去。
十点三十分，芬黛小姐从泰波副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泰波副经理紧随其后，来到赫伯的桌边。
“早晨好！赫伯。”他装模作样地说，“一切都好吗？”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种债券下午就会送到，由你负责。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债券，我们准备存到楼下的仓库里。”
赫伯点点头。突然劳伦斯走到副经理的身旁。
“舅舅，”劳伦斯说，“我也来帮忙吧。”
“你觉得怎么样？” 泰波副经理问赫伯。
“我想我一个人足够了。”赫伯可不想再要谁插进来。
“很好，”泰波副经理说。
劳伦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抬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赫伯环顾一周，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便拿起电话，拨了三通。第一通是给他母亲的，第二通是约人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第三通是打给楼下的房地产公司。
放下电话后，他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叠空白收据，这是他上个月从一家运输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下午又要送债券来。
赫伯开始在空白收据上填写。中午时，赫伯差不多填写完了那些假收据，把它们又放回中间的抽屉里锁上，然后穿上外套，戴好帽子。
他下了电梯，走到街上，快步穿过五条街后，他走到一家小自助餐厅，选了几样食物后，端着盘子来到两个男人身旁。那两个男人一个很魁梧，一个很瘦小。
赫伯称他们为布朗先生和斯通先生，他们是黑社会外围人物，赫伯也是花了三个星期才在纽约的酒吧里找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赫伯解释了叫他们来的原因，当他提到金钱的数目时，那两个人吃惊地互相对望。
“不管怎么说，这事情没有一点风险，计划得天衣无缝。”赫伯探过身，说出了他的计划。
计划里最重要的是时间。赫伯知道，在星期五，同事们总是提前下班，所以他要布朗和斯通到公司楼下的房地产公司假装谈业务，然后从防火楼梯撤离。芬黛小姐一定会在下班的前五分钟到洗手间化妆，这段空挡便是抢劫实施的一刻。
计划很简单，当赫伯带着债券进入副经理办公室时，布朗和斯通便跟进去，拔出手枪，抢过债券，打昏副经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要打赫伯，不过赫伯警告他们说：“绝对不可以伤人。”
“如果那个叫芬黛的女人回来得早，那我们就麻烦了” 斯通说道。
“是啊，”布朗说，“如果封锁全楼，进行搜身，他们就会找到债券。”
“不，他们不会找到的。”赫伯带着胜利的口吻宣布道，“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债券。”
两个歹徒好奇地扬起眉毛。
“那是最后的一个细节，”赫伯示意两人靠近些，“现在你们仔细听好了，当你们抢到东西后，在离开时，就把两卷债券扔进废纸篓里，我则会在桌子上留一些废纸，你们可以顺手一扫，盖住债券。之后你们就从防火楼梯出去，摘掉面罩，乘电梯下楼。”
“那么就是警铃响了我们也没事，对不对？” 布朗说。
“对。”
“不见得，”斯通说，“你怎么把债券送出大厦？”
“简单得很。警方会找我问话，当然他们会发现我是无辜的。等他们离开后，我就从纸篓中取出债券，放进手提箱，离开。”他很骄傲地回答。
“真是太妙了，”布朗高兴地说，“我们抢走五十万，却连被抓到的机会都没有。”
“那些债券我们可以卖多少钱？你说它们很容易兑成现金。” 斯通更实际些。
“可以卖二十五万元。现在，我们把时间弄明白。” 赫伯说。
他们聚在一起，重新说了一下各个步骤，然后赫伯站起身，扣上圆顶帽。
“再见，”他严肃地说，“四点五十八分见，朋友。”
三点三十分，特别债券送到。
四点时，他默默祈祷那两个人已经来到楼下。
四点十五分，他拿出一张黄色的收据，放在写字桌上，开始登记伪造的项目。劳伦斯已经离开，另外两个年轻职员也走了，最后是比利。
赫伯看看时间，惊讶地发现，已经是四点五十五分了，这正是布朗和斯通离开楼下办公室的时间，也是芬黛化妆的时间。
果然，那位秘书小姐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大手提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赫伯身边时，冲他微微一笑。
他迅速将纸篓摆在最方便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把十来张废纸放在办公桌边，部分则罩在纸篓上。然后看了看，觉得很好。接着，他用橡皮筋把债券捆了起来，紧紧压住。再瞧瞧钟，四点五十八分，那两个人该来了。
赫伯紧紧地闭上眼睛，又缓缓睁开。这时，门边闪进两个带面罩的人。
抢劫完全依照计划进行。
赫伯从他俯卧的位置，看见债券被丢进废纸篓，废纸滑落，盖住债券。四条腿匆匆地跑开了。
紧接着便出现了穿着丝袜的两条腿，然后就剩下芬黛小姐的尖叫声回响在办公室内。
一个小时之后，警官问完芬黛小姐和泰波副经理，转而问赫伯。
“这么说，你描述不出歹徒的模样，赫伯先生？”警官倚坐在赫伯的桌子一角，两脚悬空。
“是的，”赫伯回答说，”一个矮胖，一个瘦高，两人都戴着面罩，根本看不见脸。”
“这是被抢债券的全部号码吗？” 警察手里拿着一张号码单问。
“是的。”
“还有什么要问我们的吗？”泰波副经理说。
“我想没什么了，我再问问这位赫伯先生就完事儿了。”
“那么我们先走了。”泰波副经理和芬黛小姐走了出去。
警官在问话时，来回摆动他的脚，正好踢到了纸篓，纸篓摇摆一下，差点儿翻倒。
赫伯屏住呼吸，现在有一捆从废纸篓中露出来了！
警官站起身，沉思地望着副经理办公室，赫伯用手肘把其余的纸从桌上推进纸篓。
警官带他向副经理办公室走去，这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推着一辆装有粗麻袋的车进了办公室。
“是清洁工。”警官看了那老女人一眼，说着拉赫伯走进办公室。
赫伯向警官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听到外面有擦桌子的声音，听到纸篓被拿起来，倒进大麻袋的声音。
当他们从副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赫伯紧忙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头往下看。
天啊，纸篓空了！
当清洁工推着车穿过门，进入走道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人的背影。
半小时后，警官终于结束谈话，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到了街上。
警车一走，赫伯立刻跑到拐角叫了一辆出租车。
等出租车到了机场，赫伯跳下车，立即跑进候机室。此时的大喇叭正在播报：“最后一次播报，飞往里约热内卢的706次航班的旅客请走4-C门。”
赫伯看看机场的钟，七点。从早晨起床到现在，刚好十二个小时。
在4-C门前，他看到一位身穿黑大衣、头戴花帽子的人，那人背对着他，看着两个行李箱。
赫伯走上去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妈妈，我正好赶上。”
“好极了，孩子。”声音仍然是甜甜的，但有精神多了，“一切顺利吗？”
“是的，妈妈，非常顺利。”
赫伯拎起行李，向登机口走去。他笑了，从今以后，妈妈不用再在泰波父子公司当清洁工了。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