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牲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白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嗬，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嘣了我啵……”“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是不是我陈毅的老婆？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
负责送我去兴国的是一位女干部，宜黄县委组织部长万香。原是江西省委挑选，随主力部队转移的六个女同志之一，跟着红军大队撤退到了会昌高排，因病被担架抬回瑞金，在九堡医院住了一晚，高烧退了；便到中央办事处要求分配工作。
我记得，万香一头齐耳的短发，身着灰军装，腰里束根牛皮带，蛮精索的一个女同志。
陈毅正愁无人送我，恰巧万香也是个兴国人，这样，他便命令万香送我。万香起初执意不从，最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黄毛丫头，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要把赖月明送到目的地。”临别，陈毅把四块银元交给万香：“把这个给赖月明，这是我的津贴费，你们路上零花吧。”“为什么自己不给月明妹子，给我这个黄毛丫头干什么？”万香过去与陈毅相识，所以硬着头皮说：“陈司令员，这是什么意思嘛！”陈毅苦着脸回答她：“她不要嘛，连我的坐骑送送都不依。”我，赖月明，今生今世，直至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34年10月20日一-我离开陈毅的最后一刻，他是这么说的：“记住，坚强地活下去！要相信，不管怎样，组织会找你的，月明，我也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
大敌当前，红色政权进入最艰难阶段若干年后，担任了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的红军女干部万香，在她家狭小的客厅里向笔者回忆了那一幕：当时，白军的进占速度很快，宁都、广昌及瑞金、兴国的一部分地区，都出现窜入的白军。万香帮赖月明背着行李，从瑞金赶往兴国。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她们绕着弯走了二天二夜。
路上，赖月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那么郁郁地流眼泪。
万香挽着赖月明的胳膊走，她的脚步象灌了铅一般沉重。
抄山道越过瑞金与兴国交界的乌岩石，通过长山、草湖，她们来到旱田哨所。
旱田哨所执勤的儿童团认定她们是逃兵，一路吆吆喝喝，把她俩押至杰村区委会。
杰村区委已经接到陈毅的命令，当即收下两个女同志，使一群认为大功告成的儿童团员大失所望。万香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把精神颓然、疲惫如一摊烂泥般的赖月明，交给杰村区委的同志，然后，按计划趁赖月明熟睡之机，悄然离去……
杰村很快被白军占领了。
赖月明跟着杰村区委，辗转来到兴国县东南部苏区。根据上级指示：兴国东南部苏区和胜利县西南部苏区合并，设立兴胜县，刚刚成立了兴胜县委、县苏政府。江西省委的命令到达不久，任命江由宗任县委书记，周正芳任副书记……赖月明为妇女部长。同时成立了兴胜独立营，营长陈寅生。
也就是在紧张的辗转之间，她从离开亲人所产生的巨大痛苦中清醒过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了工作，尽可能忘却自己的苦楚。
斗争日渐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兴胜县委几经周折，最后驻扎在于都的仙霞观。
以后，便是分散、独立的活动。上级分配我负责汾坑一带的革命组织工作。
有一天，我从县委匆匆忙忙地赶回汾坑，那里有一个骨干小组等着我布置工作。我刚走到汾坑河畔，几个骑马的红军风驰电掣地追了上来。
“赖－月－明－”前面一个佩短枪的红军，忽然高声喊道。
以为是陈毅来了，我的心骤然狂跳起来。我使劲应答着不顾一切迎过去，待来人近了，我终于看清楚来人是过去党校一个姓黄的同学．如今是省委特派员，负责军队与地方的联络。
“赖月明同志，您好！”黄特派员满头大汗地滚下马，握着我的双手：“我们从寻乌那边过来，你们兴胜县委书记朱爱民同志说你在这里。赖月明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吧。一起去看看你爱人，你不晓得，你爱人可以走路了。”“真的，他可以走路了，他在哪里？他同意我去看他，跟他一起走？”我瞪大眼睛，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他还在赣南，最后一部分同志就要全部撤离了。”黄特派员说到这儿咬住唇，过了一会又说：“当然，事先我没有征得陈毅同意。红军主力都走光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你还是跟我们走吧，一切责任我个人承担。总不会枪毙我吧。”遥望远山，我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我知道，每天都是生离死别的当口，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放弃了这个机会，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远山，一抹黄通通的天体，有只鸟儿的影子一点一点地移动。我想起临别时陈毅严厉的态度。
“快上马走吧，都这个时候了还犹豫什么！”老黄及其他的战士在一旁催促。
“老黄同志，谢谢你了！我，我的确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可是不能啊。这绝不是枪毙不枪毙谁的问题，这是党的纪律。”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对老黄幽幽地说：“请你转告陈毅，我在这里会好好工作。谢谢你，老黄同志，谢谢你们大家！”黄特派员怔了一会，无奈地跨上马背。他猛抽一鞭，战马长嘶着撒开四蹄。
“喂――老黄，回来，回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大声喊起来。
黄特派员忙策马兜了回来，他以为我改变了主意：“怎么样，走吧，一起走吧”。
我从背包取出一双新布鞋，郑重地塞入黄特派员手上：“老黄，麻烦您把它给陈毅，这是我抽空儿做的。他蛮喜欢穿布鞋，这是我给他做的第二双，保佑他穿着这布鞋打遍天下，争取革命早日成功。老黄同志，再见！”“再见――”黄特派员庄重地行了个礼，然后与几位战士头也不回地纵马而去。眨眼间，他们的影子便被苍苍莽莽的树林遮没了……
我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在见到黄特派员的第二天傍晚，我就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那天上午，我到一个村庄，安抚了五个携着枪械逃离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他们是被抓壮丁逃回来的，决心与反动派誓不两立。
那天，为了欢迎他们几个白军逃兵回来，村里的革命积极分子宰了一头牛，款待这几个疲惫不堪的汉子。我们虽然忙碌了一整天，但心里特别高兴，这是离开陈毅后，我第一次启齿大笑。
傍晚，我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兴胜县委驻地仙霞观。远远地瞄见半山坡那座庙门大开，情况不妙，我想，心砰砰直跳，冲上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到处是杂乱的脚印，地上还有湿漉漉的血迹。
墙正中，有人用黑炭写着两个显眼的大字：“快逃！”这时，外面树林里响了一枪。接着枪声大作，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尖叫。
我大吃一惊，急忙转身就跑。不知跑了多久，终于支持不住，我倒在一蓬芦苇丛里。
县委驻地的枪声已消失了。
旷野，漆黑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周围死一般寂静，偶尔，猫头鹰令人恐怖地啼号。
饥饿、恐怖纷拥，包围了我这个孤立无援的共产党员。
凭着以往的斗争经验，证实了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黄特派员所说：红军主力已经完全离开，白军占领了所有的革命根据地。白色恐怖蔓延开了，也许，我将彻底失去同党组织的联系。
想到这里，我哇地一声放声大哭。
第二天天际刚泛白，我被冷露冻醒，支撑着爬了起来。四下张望找着方向，因为又冷又饿，我紧跑起来，天刚蒙蒙亮时，进入了一个叫大塘背的自然村落，这儿有我一个早年出嫁的姑姑。
“笃笃笃，笃笃笃――”趁着清晨人少，我轻轻地敲响了姑姑的家门。姑姑名叫满姑子。睡眼惺松地打开门，一见是我，吓得张口半天说不出话。
我尴尬地进了家门。姑姑满姑子，是位极勤快而又极吝啬的村妇，有一个出外给人打长工的儿子，灶膛角养着一个光会做零活的瞎眼媳妇。看得出，对于家里突然闯进来一张会吃饭的嘴，姑姑的言行都表现出她是很在意的。
几天后，白狗子的刺刀，开始在村里每一户人家里扎扎戳戳。盖着各类大印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掉脑袋的消息充塞着每一个屋场。满姑子很自然地翻了脸。她扁瘪的嘴吐出了极为符合情理的话：“你出这个门槛去，侄女子，我求你了，别把杀头鬼招进来。”在她的驱赶下，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脸红耳赤无话可说，心里麻麻然。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我乘着黝黑的夜幕离开了大塘背。
象一头被追杀的野兽，日里夜里我都在村边、荒野、山林间东躲西藏，四处流浪……
有一天，我饿得头昏脑胀，在一个山谷小径突然看见路边有一块肉。心里一阵欣喜，把肉捡起来准备烤熟了吃。嗅了嗅，觉得有一股异味，蓦地想起：这是猎人设下药野兽的毒饵。这一惊，立即丢掉手中的肉，过了一会儿我又捡起了这块肉。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绝境，我对着远方默默地说：陈毅，我的郎君，你晓得么，我会对得住你，对得住共产党，只要反动派抓住我，逼迫我，我便一口把它吞下肚去……
形势急转直下，革命经受严峻考验1934年10月16日，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留在苏区，受陈毅领导的红军为第24师，加上地方武装的10个团大约有3万人，其中有1万多名伤员。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的十万大军相抗衡。
红都瑞金于11月10日失守；于都于17日失守；会昌于23日失守……留下的红军，绝大部分被白军打垮了。陈毅的腿伤仍在化脓发炎，他被人搀扶着一拐一拐地突围，与项英等600多名红军，来到信丰油山、大余梅岭一带，在丛山峻岭开展游击战争。
转瞬之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了历史。
离开满姑子家，我一个人幽灵般在荒野里飘荡了半月多。后来，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胞妹。一个深夜，我又象夜游神悄悄摸入南山村。
为了防范发生意外，我用木炭末把面孔涂得黑黑的象个鬼，小心翼翼地叩击胞妹招贵子的窗棂。
“谁？”里面一阵响声。招贵子机警地低问。
“妹子，不要怕，我是你姐姐月明。”听出是招贵子的声音，我颤抖着说。
门“吱”地一声开了，两个久未见面的姐妹认清对方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也是一户地地道道的红军家属，屋里只有一个女主人。招贵子的丈夫很早就参加了红军，这次随主力远去了。
到了妹妹这里，我终于有了栖身之地。但是，外面白军清剿、还乡团清算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我心里整日仍然是悬着的。
这段时期，飘来飘去的传闻是充满血腥味的，所有的消息都经过乡绅士家们的嘴巴神化了。“红军全部被蒋委员长的天兵天将降服了……朱毛上了大枷，在浙江奉化溪口祭了蒋氏列祖列宗……那个在江西做过军事总指挥的陈毅被人挖了心……”白天低着头不吱声，晚上我与招贵子抱头痛哭。
在这座寥寥数户的小村，我们无所顾忌地悲泣，哭声在山谷久久回荡……
不久，反动靖卫团的铜锣敲碎了我们所有的梦幻。
在一次化装外出寻找组织途中，我们姐妹俩被靖卫团的鬼头大刀逼到一个大草坪上。那里，一株人粗的松树上，绑着一个失散后被反动派查获的共产党员。
被捆绑在树上的人，因受了重伤低垂着脑袋，但我眼尖，依稀记起，在某次共产党员骨干会议上，我和这个同志曾经同坐一条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