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友相识于1994年，当时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举办了一场春节招待会。在会场一角，宁兆喜见到了赵金堂老人。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赵老先生活跃起来，脸上洋溢出纯洁的笑容，给人春天般的感觉，一点都不像一个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宁兆喜和赵金堂虽说是两代人，但是两人围绕祖国的统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对坐着的两个人，似乎能彼此看到对方胸膛中跳动着的赤子之心。隔膜越来越浅，心灵距离越拉越近，最令人惊喜的是，两人竟然还是东北大学的校友，这根纽带一下子把两人拉得更近了。赵老先生个子不高，头发银白，身板挺直，说话速度很快，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给人以风趣健谈的印象。他说，“自1949年离开东北老家，至今已经45年了，这近半个世纪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他的语调里刚毅中透着一丝苍凉，见对面的宁兆喜因为情绪受到感染而变得沉默起来，赵老先生话锋一转，说，“我的夫人可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我的家呀，早就两岸统一了，我想，祖国统一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1995年的春节，赵老先生邀宁兆喜和使馆其他人员到家里做客，作陪的是几位台湾老兵。闲聊中，宁先生突然提到，“赵老先生，听说您有一枚国民党的银质奖章，是吗？”“不是奖章，是徽章，凡国民党党龄满40年的党员，都有此章。再过几年，我的党龄满50年，就可以佩带一枚金质徽章了。”话语中，赵老先生显得无比自豪。末了，赵老又认真地补充道，“我加入的可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是李登辉的国民党。”说完爽朗地笑了，像一个纯真的少年。宁先生问，“您已经从台湾移民到了加拿大多年，听说您还经常参加这里国民党支部的活动，是什么让您对国民党的事情还如此关心？”这时，赵老先生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神态凝重地说：“因为祖国还未统一，这是我的心病。我多么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能早日到来，这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是我最大的心愿，为了祖国的统一我甘愿付出我的一切。”
话毕，赵老先生拿出一瓶茅台酒，亲自小心地开启瓶盖，给每人的杯子都满上后说：“这是我存放多年的好酒，一直舍不得喝，总怕好东西独吞会折了我的阳寿。今天，有众位志士同仁的光临，我想是到了分享的时候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就应该喝这特别的酒。来来来，大家都端起杯来，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在加拿大组织一个促进中国统一联盟，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大家齐声表示赞成。“那好”，赵老先生庄重地提议，“今天我们就为这个促进中国统一联盟的早日诞生干一杯！”大家都高兴地站起身，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那年夏天，宁兆喜任满回国，刚出了机场，就给赵老先生打去电话报平安。赵老先生在电话里说，“我年岁大了，不知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但我一定要鞠躬尽瘁，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宁兆喜喉头也有些哽咽起来，低声但有力地说，“您能，您一定能等到那一天。赵老，让我们一起为了祖国的统一并肩作战。”
四年后，到了1999年9月，于国庆五十周年之际，宁兆喜又同来京观礼的赵老先生在祖国的心脏重逢。赵老先生风采依旧，于五年前宁先生在加拿大时见到他时一样踌躇满志。宁先生一个劲地说，“赵老，您可是越活越年轻了啊！”赵老先生满面春风地说，“我且不能这么快就老呢，我且得再多活几年呢，不看到祖国统一，我这口老气且不能轻易咽下呢！”“赵老还是这么风趣健谈。
”宁先生紧紧拉住赵老先生的手久久不放，说，“记得上次在加拿大您的家里喝的是茅台，我家里也存着一瓶呢，是我生日的时候孩子送给我的，一直宝贝一样放着，不知怎么总舍不得喝，家里人常笑我不会享受，好东西光知道放着。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这瓶酒是在等您老呀！您说您还有什么理由不赶紧跟我回去喝了它。”说着，不由分说，将赵老先生拽到家里。席间，两个人不由自主地又将话题引到两岸的关系和祖国的统一上，赵老先生欣慰地告诉宁先生，“加拿大的中国统一促进会已经成立了。”“真的！？”“真的！”“砰”的一声，两只盛满了茅台酒的杯子碰到了一起，由于过于激动，酒撒了一些，两个一向奉行节俭的人却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那一天，两个人喝得都有些高了，一半是酒醉，一半是心醉。他们做了同一个梦，在梦里，他们看到一道彩虹架在海峡的上空，无比灿烂。
邹开良与将军
安庆
1984年原茅台酒厂党委书记书记周高廉荣升省轻工厅领导，厂长邹开良同时兼任了茅台酒厂的党委书记。也是这一年，集书记、厂长重担于一身的的邹开良终于等来了一个有关茅台酒厂改革和发展大计的一个机遇：一天，酒厂铁算盘——会计科长老李急匆匆在车间找到了邹开良，要他赶快到办公室去，中央派来视察的领导同志在等他汇报工作。中央要来首长，邹开良是知道的，但时间一直没有确定，惜时如金的他便带着自己的“办公桌”到车间来处理一件急事。邹开良的办公桌能带吗？原来邹开良虽然在酒厂工作多年，却没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甚至一张专用的办公桌子。多年来厂办、党办合并一起，黑压压几个人挤在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里；所谓“办公桌”就是他身上背的那个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帆布包，邹开良每天就是扛着提包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打开提包就仿佛伏在了办公桌上。
国务院派来酒厂视察工作的是老红军、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应该说这是邹开良厂长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他胸有成竹地向首长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茅台酒厂的过去：解放前这里是成义、荣和、恒心三家私营酒房，酒工不足40人，最高产量不足60吨……听着汇报，将军的钢笔沙沙地记着，脸上绽开了微笑。将军记得最多的是第二个问题，茅台酒厂有二万多平方米的酒库年久失修已成为危房，几百户职工住在油毛毡盖的工棚里，还有的职工住在1950年代时盖的牛棚猪栏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夏天里面热得像蒸笼，冬天寒风顺着窟窿眼儿往屋里灌……老红军听着站了起来，十分感叹地说：“举世闻名的茅台酒厂原来是这个样子，惭愧，惭愧啊。”将军摸出手巾揩着额头上的汗，喝了口水，在办公室踱了几个来回，庄重地对邹开良说：“我要给你们撑腰壮胆，需要多少钱？我向国务院汇报。”陪在一旁的李会计听了心里一乐，忙把烂熟于心的数字向首长作了汇报。
邹开良却摇了摇头，将军以为他嫌会计报的数字少了，不等他开口，李会计又补充道：“现在三材提价，恐怕这个数还拿不下来。”将军把脸掉向邹开良，问：“那你们要多少？”邹开良还是摇头，将军沉不住气了，显得有些生气：“你们也要懂得国家的困难！要有自己克服困难的办法，能把这个数拨给你就不错了。”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邹开良连忙向将军解释。
“那你是什么意思？”将军疑惑了。
邹开良非常庄重，一字一顿，说：“我们一不要国家拿钱，二不要国家拿物资。”这话急坏了李会计，他心想，怎么回事哟，只图表扬，不顾茅台酒厂的广大职工了。他急得挤眼蹬腿，将军不解，秘书直愣愣地望着厂长，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邹开良终于道出了他的下文，这也是他等着汇报的第三个问题：“上级给我十万可以，一百万也可以，一千万两千万呢？全国有那样多厂，都伸手要，国家怎么办呀！我就要政策，要搞活企业的政策。”他胸有成竹向将军阐述了关于茅台酒厂改革的设想，从生产经营到企业管理再到员工的利益等。将军感动了，他为邹开良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气魄和胆识震撼。那天将军非常高兴，在餐桌上和酒厂的干部职工多碰了几杯茅台酒。
两个月后，邹开良的改革方案通过将军汇报被国务院批示下来。早已憋着一股劲的邹开良厂长带领全厂干部职工雷厉风行，大胆改革，久已酝酿成熟的成套方案在茅台酒厂全面实施，通过改革的茅台酒厂活了。开阔创新的发展思路开创了茅台酒厂生产经营的良好局面，在茅台酒厂悠久的传统基础上刷写了新的历史记录。从此，如石破天惊，举世闻名的茅台酒厂充满勃勃生机。到1991年，短短几年的时间茅台酒厂已经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全国酿酒行业中的佼佼者。
人逢喜事千杯少
甘桂芬
前外交部长乔冠华才气纵横，个性鲜明，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早年以文笔犀利，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支利笔，两排灵牙，在中国共产党宣传事业和新中国外交事业中，立下汗马功劳。老友评价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非凡，同时他也有狂放不羁的特点。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常吸；二是茅台常喝。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有了液体的酒和固体的烟作为他灵感助剂，写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如山峦凝重。
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据说，每当乔冠华写国际评论前，都要先喝上两口茅台酒，只要有了茅台，他说话就会妙语连珠，诗情勃发，心潮激奋，文思泉涌。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案，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一篇朗朗上口的国际评论一气呵成，第二天见诸报刊。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二次大战期间，他在《新华日报》上写系列国际述评，许多读者半夜起来排队等着购买登有他文章的报纸，争着先睹为快，一时洛阳纸贵。毛泽东曾评价“乔老爷”的某篇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
1971年9月13日下午，林彪和叶群等人乘飞机逃跑，次日传来机毁人亡的消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开怀大笑，在家中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和同事符浩边喝边聊，并当场赋诗一首“塞下曲”，后来郭沫若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第二天，乔冠华到301医院看望生病中的陈毅。此时中央还未向陈老总传达“九一三”事件，乔冠华只好以隐喻的方式向陈老总报喜。这种场合不能没有酒。陈毅立即邀请乔冠华和几个老朋友到家里喝茅台。他们一边畅饮，一边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快乐。乔冠华大喊“大快人心！大快人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毛主席指定乔冠华为团长组团出席会议。陈毅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厚。临行前，当时还在患病的陈老总设家宴为他送行，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由衷地高兴。陈毅语重心长，谆谆嘱咐乔冠华任重道远，多多保重。当时已查明患癌症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这两大胜利，张茜还是棒出了茅台酒，作为特殊情况开禁。
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诞生了乔冠华那张著名的照片。1971年11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大会议时，乔冠华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他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翌年秋天，当乔冠华再次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8个月了。据章含之介绍，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欢聚，如今已成故人，乔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怀人》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元帅：“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给皇帝的女儿找婆家
安勇
1989这个年头，对于茅台酒的掌门人邹开良来说，意味着的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国家对经济做出的宏观调控，让茅台酒厂必须相应地进行紧缩财政开支，减少生产投入。而茅台酒原来酒价就较高，又刚刚做了新一轮的提价，恰逢中央狠刹吃喝风，茅台酒不能上宴席，只好实行社会调控，这样一来，原本供不应求的极品佳酿茅台，竟然出现了销售困难的局面。似乎是一夜之间，中国酒中的至尊圣品，就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到平地里。全厂职工缺乏思想准备，资金又陷于紧张，厂里制酒的红梁调不进来，制曲停产，用曲告急，就连烧锅炉用的煤都已经扫荡一空。油库只有几百公斤汽油，甚至连出行用车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