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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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关于读书明理 (2)

纲纪,说全了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旧称伦理关系。称为伦理,含有应如何对待的意思;“如何”有具体内容,当然是传统的,指实说要分尊卑上下,一般所谓德,如忠孝之类,都要附着在这上上下下的阶梯上。维护这个,当然是全盘接受,合适吗?即如君为臣纲一纲,王国维死时已经是民国,没有君了,忠的大节怎样显现?灵活运用其精神?那就成为忠于在上的某一人,至少我觉得,这不是现代化而是继续封建,是不合理的。与公开宣扬三纲六纪相类,还见于零碎的褒贬,仍以明朝为例,古文的多种选本选《左忠毅公逸事》,推崇左光斗死于东厂,可推崇之点是什么?除了忠于天启皇帝幻想可以变坏为好之外,还能找出理由来吗?所举以上种种,由认为天经地义、身体力行到褒之贬之,都是读了书的,而且,如信条之被视为正大,都是正大人物,可是现在看来,都为专制压榨,重则摇旗呐喊,轻则添了油醋。当然,还要历史主义,不是说如此信如此行,道德方面有什么缺欠;而是说读书上了当,信了不当信的。换句话说,是读书并未明理。

第三类,也可以算做第二类的加码,所加是,时间可能不很长,也是由于反复说,自然连带就见于行事,于是成为风气,视为荣誉。荣誉的力量之大,凡是睁眼看看世态的都知道,除了承认无条件、想不到问之外,还要加上狂热。这种现象,古往今来,值得提出来说说的很多,只说一种,是因为近在咫尺,又有典型性。那是前些天买的一本《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翻看,其中人物,寡居多年的可以不计,竟有不少未成婚就守节的,出嫁不久夫死就殉节的,结果就得来酬报,旌表,有了荣誉。诗人,自然都是读了书的。据我所知,村野贫寒之家,不识之无的女子,这样求荣誉的罕见。这也可证,还要声明是“由现在看”。读了书,反而离时风枷锁近了,离理远了。

此外,读书不能明理的事例,当然还无限之多。古人往矣,今人呢,不是还有人在热衷于研究炼丹术吗?很抱歉。我没看过这类书,推想会比《易经》更实惠吧?人各有见,更值得重视的是人各有欲,杀风景不好,不说也罢。

至此,反面的话说了不少,要改为说正面的,是想明理,还是离不开读书。这段文章,做到这里就够了,一是理由很明显;二是推想不会有人反对。不过如果连古也算在内,例外也有一些。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厌恶诗书,可是终于用了叔孙通,因为儒书能够使他坐宝座坐得稳,坐得舒服。此外还有两个大户,早的是老子,要使民无知无欲,见于他的《道德经》五千言,而这五千言,显然是读了书才能写的;晚的是禅宗和尚,说只用经遮眼,这是机锋,是从古德的语录中学来的,也就是先读了书。这样,对于想明理就必须读书这个意见,真是可以说是全体赞成通过了。这里需要说说的是,书和理之间像是还有点什么,应该用几句话明确一下。想要言不繁,只说三点。一是读书可以使生活的境界扩大并提高(或加深)。

比如读天文学,知道隔牛郎织女的天河之外还有无数河外星系,这是扩大。读李清照词“雁过也,正伤心,似是旧时相识”,也“感时花溅泪”,比单单说个“八九雁来”,人生的滋味浓了,这是加深。理要在这种大和深的土壤中生长。二和三,也可以说是一的加细说。先说二,是读书可以积累知识。理由用不着说。只说知识内容过于繁杂,其中有轻重的分别,问题比较小;有真假、好坏的分别,问题比较大。怎样分辨真假、好坏?难言也,这里暂且不说;单说讲理,既要以知识为材料,又要以知识为母亲,所以,虽然读书未必能明理,想明理又不能不读书。再说三,是读书可以培养见识。见识是分辨真假、好坏的能力,要由吸收别人的看法并比较其高低中来。显然,为明理,这最重要,否则,远而雅的,如孔孟之相信人君能行仁政,近而俗的,如义和团之相信肉身可避枪炮,就不值识者一笑了。

以上说想明理,非读书不可,前面又说读书也可以不明理,公婆各执一端,中间就挤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二是虽然有这种现象,还不能不明理,怎么办。先说前一个问题,是因为书有多种,人有多种。书,以东汉为例,有大量讲谶纬的,可是也出个王充,写破除迷信的《论衡》,显然,读前者就会满脑子阴阳五行,读《论衡》就对旧经传也持怀疑态度了。再说人,真是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减去习染和教养,兴趣也会千差万别。如同是读《红楼梦》,男士,见于清人笔记,有愿意娶林黛玉的,有不敢娶林黛玉的。逛书店可以更鲜明地表现这种情况,有人买史书,有人买小说,大概是前者愿意看实有的,并希望鉴往知来,后者愿意看虚构的,并希望有时也做个异想天开的梦。书不同,人不同,表现于思,就必致产生合理、近理、远于理甚至不合理的分别。

更重要的是解决第二个问题,怎么办。我的经验,特效药是没有的;但也要服药,试试看。药的一种是杂读。不说多读,原因之一是,读书以多为上,用不着说。原因之二,以武侠小说为例,性质专一而量多,也许奔往少林寺的人就更多,志愿就更加火热,那不是服药反而病重了吗?同类,寝馈于《易经》、占卜、炼丹一类书,以为就可以前知五百年,甚至白日飞升,也是服药越多,反而近于病危了。但买书或借书而读,是人人有的自由,所以处方不能用禁读。退一步用缓和的是杂读,就是各种性质的都读。各种性质,自然不会一个鼻孔出气。比如炼丹术与化学原理,可以说是间接冲突;占卜书与反占卜的书,是直接冲突。有冲突就好,可以引来起疑,然后是思索,再然后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真金不怕火炼,假金自然就露馅,垮了。

药的另一种,或说改进的处方,是杂之中还要有所偏重。具体说是要多读些与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之类有关的。这也可以分为间接、直接两类。以过去读书人都重视的国学为例,我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自认为所得很多,因为除知识以外,还学了去伪存真的一些方法。这方法不是正面讲,可以称为间接的。还有正面讲的,是科学概论、知识论、逻辑、哲学概论之类的书。这类书内容不简易,因为都涉及真假、对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性质比较深微。这里多讲不成,因为一言难尽;不讲也不成,因为会莫明其妙。想折中。只举一个例,来于逻辑的,是矛盾律,内容为:全称肯定判断(如凡君王皆明圣)与特称否定判断(如某君王不明圣)矛盾,全称对则特称错,特称对则全称错。这是个分辨真假、对错的重要规律,以之为准绳,我们可以判断许多骗人的鬼话(一般用全称肯定的形式)靠不住,因为必有不少事例是反面的。逻辑这样,与它相通的另外几个学科也是这样,大家合伙,就会凝缩为一只有穿透力的眼,看到表面之下的真假、对错的本相。

但是这剂药也有不利之点。一种显而易见,是味苦,不好吃。由事实方面说,有几个人愿意扔开小说,皱眉抱着这类书啃呢?并且,只是星星点点,贯通也不容易。所以,也是事实,是有不少级别不低的知识分子,谈自己专业,头头是道,专业之暇,还是找什么占卜书或什么铁嘴,去探问流年祸福。可证读书明理也并非易事,因为有较多助力于明理的书常常是很枯燥的。不利之点的另一种,是因为向深处钻了,就不能不碰到应否的标准问题;或说得浅易些,是碰到教条性质的顽固就会显得无力。

如某名人,恍惚记得是辜鸿铭,尊君,并主张保留跪拜,理由是,如果改为鞠躬,天生膝盖何用?古人也说过这类意思,是“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你觉得荒唐吗?可是想拿出系统而确凿的“理”,以之为根据,驳倒他,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类的人各有见,追到根,会成为,轻些是兴致之别,重些是信仰之别,或说异教。而说起信仰或教,任何人都知道,是只能听从不许怀疑的。唯命是从,由命者方面看,这命的来由也是理,可是这理是不许放在脑子的秤上衡量的,其是否真合理也就不得而知了。不得而知不好,怎么办?我的想法,有关应否的问题,如果不简易而想明其理,就最好多乞援于康德的所谓理性,少乞援于信仰。这样的理性是怎么回事?只能由心情方面说说,不过是平心静气,不入主出奴,愿意讲理而已。

最后说说,庄子的高见,“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理,不管怎么样想明,总难免有不能明的,或拿不准的。处理的办法是虚心,继续求明;求得之前,要采取孔老夫子的态度,“不知为不知”。这样的不知,也是理,我的经验,也是只有读书才能明的。到此,由话面看,是越说越缠夹;其实意思是颇为简明的,就是:读书可以明理,只是要附带一些条件,随便来来就未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