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学术空气笼罩下的应有之义，因为我认为很重要，而后来成为稀有，所以想提出来加重说说。自由，意义很广泛，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顺生论》里曾经辨析。那里所说偏于政治自由。比如还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学里应该讨论的。本篇所谓自由，容忍，同是学术范围内的。这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具体可分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关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的评断，抛开任何性质的权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对人，别人凭自己理性认为可信而不同于自己的，尊重，即承认同样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唯心论吗？影响却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见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权大权小之别，也不会出现权大者强制权小者遵命讲说违心之论的现象，或惩治讲说不违心之论的现象。
这是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精神，无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说是轶事吧，来显示。轶事，近于鸡毛蒜皮，只是因为用新时代的眼光看，也成为广陵散，所以不避琐屑，说说，以期不及见嵇叔夜的人也能听听。
一件，牵涉校长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说。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学，并在美学和伦理学方面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继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之后，写了一本《石头记索隐》。索隐，是以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为例，在王梦阮的索隐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经够离奇了，到蔡先生则进一步做了变性手术，成为朱彝尊。其后胡适先生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学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写了《红楼梦考证》，说索隐派的办法是牵强附会，其实据多种史料，可知所写为作者家中事。对此，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新风是发动属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还言。北大的红楼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认胡先生有发表并坚持己见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只是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里表示一下自己的与胡先生商榷的意见。而且不只此也，其时胡先生为了更加证实他的自传说，正在加紧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后来天假良缘，居然买到这部书的写本。其后他又见到刻本，情况是这样：
我在4月19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这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跋《红楼梦考证》）
对于学术方面的异己，是帮助，是感谢，且不管这样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单就人际关系说，雍容揖让，也总是可怀念的吧。
又一件，也与胡适先生有关。其时他用西法治中国哲学史，在北京大学开这门课，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成上卷）。对于古人和古书，他从传统，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面。从旧说是信，而以《古史辨》为旗手的考古风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书的年代，主要是钱穆先生，他既有大部头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又发表零篇文章（曾集为《老子辨》），论证老子，其人其书，都是战国时期的。对此，胡先生没有“尽弃其所学而学”，于是就不免于争论。钱先生是以为，自己的主张已成定案，胡先生应该举白旗，表示投诚。胡先生则认为，钱先生的论断，证据还不充分，甚至论证方法还有问题。各不相让，据说有一次，争论竟发展到在教授会（上课前的休息室）上斗口。钱先生说，老子的年代晚，已无疑义，胡先生你还是把旧说放弃了吧。胡先生答，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如果证据充分，我就连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听者都为之破颜。争论，能维持开口笑，在北大红楼是家常便饭。
又一件，扩大到教师和学生间的。是某同学告诉我，一次，开有关佛学的讨论会，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有胡适先生和哲学系同学韩镜清（同我很熟）。胡先生发言，讲得不少，估计又是他一贯的用历史眼光看吧，韩镜清认为不对，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与会的都一愣，因为这是违反自由与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为胡先生，停一下，接着平平静静地说：“我自知对于佛学造诣很浅，所说不免多误，但是，能不能让我说完了？”与会的都说，当然要说完了，于是胡先生接着说下去。这件事，我没问过韩镜清，因为我推想，他这一时的无名之火，与长远的北大红楼精神对照，是很快就会悔悟的。
又一件，也是教师与学生间的。这次是亲见，不是耳闻。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顺着讲的自由说下去。有所见，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钱穆先生把《楚辞》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课堂上可以任意发挥，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乱想，甚至发展成为胡说八道，在红楼中也可以获得容忍的待遇。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国文系的教授林公铎（名损）。他古书念得不少，长于记诵，也许天性就有些近于祢衡，二十出头就来北大任教授更助长他的狂气。恕我也狂一次，是据我看，他是食古并未大化。他著作不多，我只见过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传统概念兜圈子。可是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
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旁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像是很得意，就这样，一堂课已经过去一半。当然，学生中不乏新派，可是，一半由于听听好玩，或主要还是由于惯于容忍，所以竟没有人驳他。还有更容更忍的情况。是听通县师范同学兼北大国文系同学（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说，他上林先生唐诗课，听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慢待，“这是用黄粱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气了，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学没有听错，这是林先生学阮籍、刘伶之流，故意说怪话，且不管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学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见怪不怪。
关于上课的自由与容忍，还有可以说说的。一种是，受课的人数（指注册科注册的）没有限制，如一年级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选修课，学科重要且普通，讲授者有大名，选者可以多到几十人，学科蹩脚，选者也会少到一两个人，学校是只要有人选，不管人数多少，就开课。开课，不管必修还是选修，学生还有两种自由，一是点名簿上有名却不去听，二是点名簿上无名却去听。听点名簿上有名的课，经过学期考试，及格，可以得两学分；学分够数，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可是考试，间或也容许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说说还记得的一些情况。一种，如党义和军训，是只要参加就及格。学生心目中所谓正式的课，也有只要参加考试就及格的。那是钱玄同先生的音韵课，记得上学期终了，我去课堂参加学期考试，响过钟，钱先生走上讲台，把一叠考卷放在讲桌上。
学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题夹在考卷里。钱先生则一坐下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类，在看，在写，永远不往下面看。我打开考卷，看考题，旁边一个同学小声说：“马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钱先生向来不看考卷。”后来证实，考卷收齐，钱先生果然就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学校刻一个木戳，文曰“及格”，注册科收到未评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钱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认为，学识方面造诣的高低，并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规定有考试，教师、学生，都常常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应付。比如还记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语，我不愿意去，就托陈世骧同学代办，他入考场，拿并答两份考卷，教师钟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为有红楼的自由、容忍精神笼罩着，他就视而不见了。
最后，还要说说也许只见于北大的更大的自由与容忍的现象，是对校外人的门户开放，即非本校师生也可以随意走入某教室去听课。据我所知，对于非校内人，不掏学费入教室听课，学校并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规定，事实是容许，这只能是在北大，学术自由的风太硬，本位主义的小家子气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这种现象，也许在民初就司空见惯了吧？且说我入学的那几年，自己亲见，以刘半农先生的古声律学为例，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听，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选这门课的只我一个人。还有更离奇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学校由昆明回来，梁思成先生开中国建筑史课，曹君家琪约我去听最后一次的杂建筑，记得用幻灯介绍，有桥、塔、花园等。讲完，梁先生征求如何考的意见，没有人答话。最后弄明白，原来堂下坐的二十几个人都是旁听的。学校开课，如此容忍，也许太过了吧？至于我的私心所愿，是母校永远这样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