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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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自由与容忍

这是学术空气笼罩下的应有之义,因为我认为很重要,而后来成为稀有,所以想提出来加重说说。自由,意义很广泛,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顺生论》里曾经辨析。那里所说偏于政治自由。比如还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学里应该讨论的。本篇所谓自由,容忍,同是学术范围内的。这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具体可分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关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的评断,抛开任何性质的权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对人,别人凭自己理性认为可信而不同于自己的,尊重,即承认同样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唯心论吗?影响却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见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权大权小之别,也不会出现权大者强制权小者遵命讲说违心之论的现象,或惩治讲说不违心之论的现象。

这是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精神,无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说是轶事吧,来显示。轶事,近于鸡毛蒜皮,只是因为用新时代的眼光看,也成为广陵散,所以不避琐屑,说说,以期不及见嵇叔夜的人也能听听。

一件,牵涉校长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说。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学,并在美学和伦理学方面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继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之后,写了一本《石头记索隐》。索隐,是以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为例,在王梦阮的索隐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经够离奇了,到蔡先生则进一步做了变性手术,成为朱彝尊。其后胡适先生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学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写了《红楼梦考证》,说索隐派的办法是牵强附会,其实据多种史料,可知所写为作者家中事。对此,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新风是发动属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还言。北大的红楼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认胡先生有发表并坚持己见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只是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里表示一下自己的与胡先生商榷的意见。而且不只此也,其时胡先生为了更加证实他的自传说,正在加紧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后来天假良缘,居然买到这部书的写本。其后他又见到刻本,情况是这样:

我在4月19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这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跋《红楼梦考证》)

对于学术方面的异己,是帮助,是感谢,且不管这样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单就人际关系说,雍容揖让,也总是可怀念的吧。

又一件,也与胡适先生有关。其时他用西法治中国哲学史,在北京大学开这门课,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成上卷)。对于古人和古书,他从传统,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面。从旧说是信,而以《古史辨》为旗手的考古风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书的年代,主要是钱穆先生,他既有大部头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又发表零篇文章(曾集为《老子辨》),论证老子,其人其书,都是战国时期的。对此,胡先生没有“尽弃其所学而学”,于是就不免于争论。钱先生是以为,自己的主张已成定案,胡先生应该举白旗,表示投诚。胡先生则认为,钱先生的论断,证据还不充分,甚至论证方法还有问题。各不相让,据说有一次,争论竟发展到在教授会(上课前的休息室)上斗口。钱先生说,老子的年代晚,已无疑义,胡先生你还是把旧说放弃了吧。胡先生答,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如果证据充分,我就连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听者都为之破颜。争论,能维持开口笑,在北大红楼是家常便饭。

又一件,扩大到教师和学生间的。是某同学告诉我,一次,开有关佛学的讨论会,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有胡适先生和哲学系同学韩镜清(同我很熟)。胡先生发言,讲得不少,估计又是他一贯的用历史眼光看吧,韩镜清认为不对,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与会的都一愣,因为这是违反自由与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为胡先生,停一下,接着平平静静地说:“我自知对于佛学造诣很浅,所说不免多误,但是,能不能让我说完了?”与会的都说,当然要说完了,于是胡先生接着说下去。这件事,我没问过韩镜清,因为我推想,他这一时的无名之火,与长远的北大红楼精神对照,是很快就会悔悟的。

又一件,也是教师与学生间的。这次是亲见,不是耳闻。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顺着讲的自由说下去。有所见,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钱穆先生把《楚辞》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课堂上可以任意发挥,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乱想,甚至发展成为胡说八道,在红楼中也可以获得容忍的待遇。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国文系的教授林公铎(名损)。他古书念得不少,长于记诵,也许天性就有些近于祢衡,二十出头就来北大任教授更助长他的狂气。恕我也狂一次,是据我看,他是食古并未大化。他著作不多,我只见过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传统概念兜圈子。可是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

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旁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像是很得意,就这样,一堂课已经过去一半。当然,学生中不乏新派,可是,一半由于听听好玩,或主要还是由于惯于容忍,所以竟没有人驳他。还有更容更忍的情况。是听通县师范同学兼北大国文系同学(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说,他上林先生唐诗课,听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慢待,“这是用黄粱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气了,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学没有听错,这是林先生学阮籍、刘伶之流,故意说怪话,且不管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学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见怪不怪。

关于上课的自由与容忍,还有可以说说的。一种是,受课的人数(指注册科注册的)没有限制,如一年级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选修课,学科重要且普通,讲授者有大名,选者可以多到几十人,学科蹩脚,选者也会少到一两个人,学校是只要有人选,不管人数多少,就开课。开课,不管必修还是选修,学生还有两种自由,一是点名簿上有名却不去听,二是点名簿上无名却去听。听点名簿上有名的课,经过学期考试,及格,可以得两学分;学分够数,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可是考试,间或也容许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说说还记得的一些情况。一种,如党义和军训,是只要参加就及格。学生心目中所谓正式的课,也有只要参加考试就及格的。那是钱玄同先生的音韵课,记得上学期终了,我去课堂参加学期考试,响过钟,钱先生走上讲台,把一叠考卷放在讲桌上。

学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题夹在考卷里。钱先生则一坐下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类,在看,在写,永远不往下面看。我打开考卷,看考题,旁边一个同学小声说:“马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钱先生向来不看考卷。”后来证实,考卷收齐,钱先生果然就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学校刻一个木戳,文曰“及格”,注册科收到未评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钱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认为,学识方面造诣的高低,并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规定有考试,教师、学生,都常常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应付。比如还记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语,我不愿意去,就托陈世骧同学代办,他入考场,拿并答两份考卷,教师钟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为有红楼的自由、容忍精神笼罩着,他就视而不见了。

最后,还要说说也许只见于北大的更大的自由与容忍的现象,是对校外人的门户开放,即非本校师生也可以随意走入某教室去听课。据我所知,对于非校内人,不掏学费入教室听课,学校并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规定,事实是容许,这只能是在北大,学术自由的风太硬,本位主义的小家子气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这种现象,也许在民初就司空见惯了吧?且说我入学的那几年,自己亲见,以刘半农先生的古声律学为例,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听,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选这门课的只我一个人。还有更离奇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学校由昆明回来,梁思成先生开中国建筑史课,曹君家琪约我去听最后一次的杂建筑,记得用幻灯介绍,有桥、塔、花园等。讲完,梁先生征求如何考的意见,没有人答话。最后弄明白,原来堂下坐的二十几个人都是旁听的。学校开课,如此容忍,也许太过了吧?至于我的私心所愿,是母校永远这样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