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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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彗 星

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理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是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这就难免惹是生非。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

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要不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这是迂,说通俗些是有那么点别扭劲儿。别扭,缺点是有违“无可无不可”的圣人之道;优点是这样的人可交,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话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说彗星。是1935年,罗素又出版了一本书,简名是《赞闲》(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译本),繁名是《赞闲及其他》,因为除第一篇《赞闲》之外,还收《无用的知识》等十四篇文章,其中倒数第二篇是《论彗星》。这里应该插说两句,是《赞闲》和《无用的知识》两个题目会引起误解,其实作者的本意是,应该少一些急功近利,使闲暇多一些,去想想,做做,比金钱虚而远却有真正价值至少是更高价值的事。

以下可以专说彗星了。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的人是退化了。”(意译,下同)现代的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证据还有专属于彗星的,是:古人相信彗星出现是世间大灾难或大变异的预兆,如战争、瘟疫、水火等,以及大人物如恺撒大将、罗马皇帝的死亡;可是17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周期,其后又为牛顿的引力定律所证明,彗星的神秘性完全垮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为这就可以稳坐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

罗素自己也是科学家,大概是干什么嫌什么,所以在这里借彗星发点牢骚,其意若曰:连天都不怕了,还可救药吗!可惜他没有机缘读《论语》,否则发现“畏天命”的话,一定要引为知己吧?但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让他扔掉科学,必是比扔掉神秘性更难。所以折中之道只能是走老新党或新老党的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游荡累了,改为看看《聊斋志异》一类书,短时间与青凤、黄英为伴,做个神游之梦,以求生活不全是柴米加算盘,或升一级,相信沙漠中还有绿洲,既安慰又得意,如此而已。罗素往矣,青凤和黄英也只能想想,所以还是转回来说彗星。罗素在这篇文章里说,多数人没见过彗星;他见过两个,都没有预想的那样引人入胜。见彗星而不动心,显然正是因为他心里装的不是古人的惊奇,而是牛顿的定律,可怜亦复可叹。且说他见的两个,其中一个当是1910年出现的哈雷彗星,这使我想到与这个彗星的一点可怜的因缘。

我生于1909年初,光绪皇帝死,慈禧皇太后死,宣统皇帝即位,三件所谓大事之后不久,哈雷彗星又一次从地球旁边溜过之前一年多。就看哈雷彗星说,这样的生辰是求而难得的,因为如果高寿,就有可能看到两次(哈雷彗星76年绕日一周)。即如罗素,寿很高,将近一百,可是生不逢时,就难得看到两次,除非能够活到超过115岁。不久前才知道,彗星的可见度,与相对的位置有关。北京天文馆的湛女士告诉我,1910年那一次位置合适,彗星在天空所占度数是140,天半圆的度数是180,减去40,也总可以说是“自西徂东”了。这样的奇观,推想家里人不会不指给我这已经能够挣扎走路的孩子看看,只是可惜,头脑还没有记忆的功能,等于视而不见了。

不知是得懒的天命之助还是勤的磨练之助,到1987年哈雷彗星又一次光临的时候,我竟还能够出门挤公交车,闭户看《卧游录》。于是准备迎接这位稀客,以补上一次视而不见的遗憾。后来看报上的介绍,才知道这一次位置不合适,想看,要借助天文望远镜的一臂之力。有一天遇见湛女士,谈起看而不能单靠肉眼的事,她有助人为乐的善意,说可以安排哪一天到天文馆去看。我既想看,又怕奔波,最后还是禅家的“好事不如无”思想占了上风,一拖再拖,彗星过时不候,终于有看的机会而没有看,又一次交臂失之。

幸而在这一点上我超过罗素,竟还有另一次看的机会。那是1970年春夏之际,我远离京城,在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干校中接受改造的时候,有一天,入夜,在茅茨不剪的屋中,早已入梦,听到院里有人吵嚷“看彗星”。许多人起来,出去看。吾从众,也出去看。一个白亮的大家伙,有人身那样粗,两丈左右长,横在东南方的夜空中。因为是见所未见,虽然心里也存有牛顿定律,却觉得很引人入胜。还不只心情的入胜,不知怎么,一时还想到外界自然的必然和自己生命的偶然,以及辽远的将来和临近的明日,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个彗星像是走得并不快,记得连续几夜,我怀着无缘再见的心情,入睡前都出去看看。想知道它的身世,看报纸,竟没有找到介绍的文章。直到十几年之后,承湛女士相告,才知道它的大名是白纳特。

万没有想到,这与天空稀客的几面会引来小小的麻烦。这也难怪,其时正是四面八方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不得不快走而还跟不上的人,当然是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在身上发现“新”不容易;而这位稀客来了,轻而易举就送来“新”。上面说“吾从众”,这“众”里推想必有所谓积极人物,那就照例要客观主义地向暂依军队编制的排长报告:某某曾不只一次看彗星,动机为何,需要研究。排长姜君一贯嫉恶如仇,于是研究,立即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后当然是坚决扑而灭之。办法是惯用的批判,或批斗。是一天早晨,上工之前,在茅茨不剪的屋里开会,由排长主持。我奉命立在中间,任务是听发言。其他同排的战友围坐在四方,任务是发言,还外加个要求,击中要害。所有的发言都击中要害,这要害是“想变天”。

我的任务轻,因而就难免尾随着发言而胡思乱想。现在回想,那时的胡思乱想,有不少是可以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的,如反复听到“变天”,一次的胡思乱想严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变天,那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竟会这样;一次的胡思乱想轻松,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现是变天的预兆,依照罗素的想法,那就是你们诸君都退化了,只有我还没有退化。这种诗意的想法倏忽过去,恰巧就听到一位战友的最为深入的发言,是想变天还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有哈雷、牛顿、罗素直到爱因斯坦在心里煽动吧?一时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驳了一句,“我还不至于这样无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应应该是高呼“低头!”“抗拒从严!”等等,可是这回却奇怪,都一愣,继以时间不太短的沉寂。排长看看全场,大概认为新动向已经扑灭了吧,宣布散会。

住干校两年,结业,有的人作诗,有“洪炉回首话深恩”之句。我也想过,关于洪炉云云,所得似乎只有客观主义的一句,改造思想并不像说的和希望的那样容易。但我也不是没有获得,那是思想之外的,就是平生只有这一次,真的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货真价实的彗星。——如果嫌这一点点获得太孤单,那就还可以加上一项,是过麦秋,早起先割麦,然后吃早点,有一天有算账的兴趣,一两一两数着吃,共吃了九两。这是我个人的饮食大欲的世界纪录;现在呢,是一整天也吃不下这些了,回首当年,不能不慨叹过去的就真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