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是别号，取义的可能性有三：一是放弃姓名之名；二是放弃声名之名；三是既放弃姓名之名又放弃声名之名。所取究竟为哪一种，可惜我没有问他，时至今日，他作古已经近二十年，只得存疑了。他有姓名之名，是冯文炳。也不少声名之名，20年代和30年代写了不少小说，出版的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几种。他是苦雨斋（周作人）四弟子之一（其他三人为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所以作品多有苦雨斋的序。这几部小说我都读过，印象深的是后两种。他是以散文诗的笔调写小说，情节显得平淡零散，可是常常在细碎寻常处宛转回荡，引人思索吟味。这种独特的风格，苦雨斋像是很欣赏，所以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文里引《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结论说：“（废名的文章）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他文章的特点是“有意低回”，“顾影自怜”。描摹外貌相同，评价似乎偏于贬，至少是折中，因为顾影自怜多少有造作的意味，文生情就不然，是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废名是青年教师，教的是散文习作。其时我正对故纸有兴趣，没有听他的课，好像连人也没见过。30年代后期，北京沦陷，废名回湖北黄梅老家，以教中小学为业。到40年代，由苦雨斋的文章里知道，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他已经走上近于弘一法师的路，由文学而趋向道学；所不同者，弘一法师是单一的佛，他是儒释道混合。他先是住在地安门内的民居，有妻有子，却忽然把妻子打发回去，自己搬到雍和宫去住。直到这时候我还不认识废名，根据间接材料，推断他必是好沉思的人，小说文笔的低回是这种性格的间接表现，进雍和宫，想著论反驳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是这种性格的直接表现。
4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回到沙滩老窝，废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红楼后面的平房里，我因为常到熊先生那里去，渐渐同废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确如苦雨斋所形容，“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这是外貌，其实最特别处还是心理状态。他最认真，最自信。因为认真，所以想彻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为自信，所以总认为自己已经明其究竟，凡是与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错误。我在上面说他是三教混合，他自己像是认为根本是释家。我在别处说过，他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其时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对于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当然要请写一点什么。他慨然应允，写了《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等文。这其间，他有时到我家里来。在日常交往中，他重礼，常常近于执，使人不禁想到易箦的曾子和结缨的子路。
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文的，用力读莎士比亚。其后一转而搞新文学，再转而搞旧文学；搞旧文学，特别喜欢李义山。这都是沿着“情”的一条路走。由情而“理”，一个大转弯，转到天命之谓性和般若波罗蜜多，这看似奇怪，其实，至少我想，还是决定于他的性之所近。性是什么？是惯于坚信。我推想，他大概不念古希腊怀疑学派的言论，或者近一些，不念法国笛卡儿，或者再近一些，不念英国罗素（曾著《怀疑论集》），如果念，也许不至这样坚信吧？但也未必如此，因为这有如入店买物，主要决定于需要，买油的人不买醋，买醋的人不买油。话似乎扯远了，且说临近的，他那时候带着个七八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的手指生了结核，他专用偏方治疗。因为“坚信”一些荒诞神异的传说。我劝他还是到医院去，他表示感谢，但是说偏方一定可以治愈，用不着上医院。
50年代，北京大学大变革，总的，迁居，零的，改组，他到东北长春某大学去任教。君向潇湘我向秦，音问断了。其后，由也在该校任教的同学黄君那里听到他一点点消息，说是研究唐诗和鲁迅，并有《跟青年谈鲁迅》的著作出版。又过些时候，听说他眼坏了，读和写，要映在向阳的玻璃上。到60年代后期，人人在洪水中挣扎，自顾不暇，偶尔听到一些传闻，有的是已经作古，有的是还在长春，也就没有考实的余裕了。
直到70年代，才知道他确是已经作古，时间是1967年。多年不见，他又转回老路，搞文学，还坚信自己代表佛吗？他是黄梅人，产于禅宗五祖弘忍传法之地，辞世之时也许能够心如止水吧？说心里话，对于他的坚信我是不能同意，但对他的认真而至于执，一生走反玩世不恭的路，我总是怀有敬意。凑巧，日前收拾旧物，发现他写给我的两封信，其中之一是答我家请他和他儿子来过旧新年的，文曰：“手书读悉。承小朋友约小朋友过年，小朋友云过年不来，来拜年也。专此拜年。废名。二月九日。”风格还是低徊一路，真挚的情怀隐约于文字间，睹物思人，不免有人琴之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