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曹君患重病住院，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听说叶恭绰老先生已经下世，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叶老捐建的，所以遗愿获得批准。曹君经我介绍，50年代初曾帮助叶老整理《五代十国文辑》，所以同叶老也相当熟。遗体入中山陵的传说不知是否真实，1976年春天我游中山陵，曾注意寻找，竟连仰止亭也没找到。这亭是有的，在影印的《遐庵书画集》中我见过匾额，至于遗体是否葬在那里，那就待考了。
直到1980年2月29日，报上登了补开追悼会的消息，我才知道下世的实况是：“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于196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悼词对他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使我想起不少旧事。
叶老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比鲁迅先生还大一岁。也许可以算做得天独厚吧，身材不高而清秀，聪明过人。年轻时候就有大名和高位。他一次同我说，清末，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让他任某厅的长官，有人曾以此为理由参了盛一本，因为他才二十多岁，分明是任用私人。入民国以后，他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北洋政府时期他成为政界第一流要人，交通系的首领，曾出任各部的总长，并多次同外国打交道，有些条约是他签字的。
可贵的是他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心目中只有权和利。他还用相当多的力量从事于“文”或“艺文”。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已出版的著作，我见到的有《遐庵汇稿》《广箧中词》《谈艺录》等。谈到书法，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写得好，而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50年代之后，胜朝遗老凋谢殆尽，驰名书坛的有两位，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沈尹默。关于画，他同我说，很晚才学，先画竹，起初扞格滞碍，不久就顺手了。他不是画家，路子窄，只画竹子、兰草之类。可是画竹造诣很高，名声很大，据他说，花银元时期，一幅曾卖500元。
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他送给我一本八开大、宣纸印的《淮海长短句》，是他根据两种宋本影印的。他还辑过清代学者画像，影印成书，名《清代学者象传》，像这种集若干家藏于一书的工作，没有广泛的艺文界的社交关系是做不到的。他同我说，他还辑过石刻拓片，数量太多，可以装满两麻袋，因为自己无力整理，都送给江南某寺的和尚了。说到收藏，他更是大家，60年代印的《谈艺录》里写了一些，凡是到故宫绘画馆看过展出的也会看到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楝亭图》是他收藏的；王冈画的据说是曹雪芹的小像卷，只有他见过原物，而且写过题跋。这里说说他同我谈的两件，以证他的收藏之富。一次他说到毛公鼎（解放前是三大重器之一，另两件是散氏盘和齐侯钟），山东陈簠斋家说想卖，他介绍公家收。经办人怕万一不是真的，他觉得很可笑，赌气自己买了，价钱是银元10万。又一次，谈到宣德炉，他说，有个时期他收集，共得四百多，摆在上海寓所一个客厅里，后来日本人整他，他心烦，都以贱价让给一个朋友。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1950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也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铭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教佛学有关的人士，筹划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关于才和不甘寂寞，评价不很容易，以下只说说亲见亲闻。
先说他的大成就，书法。我曾问他练习书法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客气，确是没下过什么大工夫。据我所知，沈尹默先生就不是这样，而是由少至老，日日不间断。再说诗文。40年代，我买到严元照的字卷，因为落款下有两方张秋月的图章，觉得颇有意思，于是请叶老在引首上题几个字。过几天，我去取，他说，觉得只题引首没什么意思，所以后面又题了两首绝句，随笔写，没有起草，当然不好。我看看，字和诗都很好。诗是：
韵事流传画扇诗 芳椒声价重当时
银钩写出沤波体 合配钤章倒好嬉
雅言佳著署娱亲 小印绸缪玉篆新
博得芳名垂略录 闺襜应羡掌书人
以下题：
倒好嬉印乃赵松雪夫妇故事。余昔年曾见《娱亲雅言》稿本，亦有香修小印。遐翁叶恭绰。
有才的另一种表现是记忆力好。上面题跋中提到不少故典，都记忆犹新，就是一证。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无论物，都是巨细不遗，如数家珍。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不甘寂寞。我有时想，他不写这些，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得了很多头衔，政协、文史馆、文化教育、文字改革、佛教、画院，等等，都有他。他还勤勉，不是述而不作，比如文字改革，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佛学，我代编《现代佛学》的时期，他常常送来文章。此外，他应酬当然很多，旧相识，新相识，不少人会求他写、画，他似乎都不拒绝。
不甘寂寞，对他自己说，有好处，是换来不寂寞，在家有客来，出门有事做，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是1957年，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这之后，推想只好闭门思过，甘于寂寞了。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求他写字作画，确是个好机会，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吾从众，也就很久没去看他。
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是悼词中说的“民族气节”“爱国”。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说，为了毛公鼎，他住过监狱，详情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大事聪明”。大事聪明，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在这方面，没听他谈过什么，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这是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记载的：“（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即欲移置分散，而撤销此门。主任沈兼士以多年心血势将隳于一旦，疾首痛心，彷徨无计。时旧同学仕学馆毕业生叶恭绰方致仕居北京，闻其事，愿任保护之责。以哲曾为其下僚，即使人往告哲：‘我愿主持斯局。’哲不得不应。遂更其名为国学研究馆，直隶所谓京师大学校，而以恭绰为馆长。然非哲所始愿，故故靳其经费，月所给仅五百元。恭绰任维护之责近一年，费所不足，则出私囊以补之。馆中文物之得免于散失，恭绰之力也。”
关于气节，又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他的字，同他熟了，当然想求他写一些。其时他还不忙，客厅一角一个大书桌上堆许多宣纸，其中有些是已经写了画了的，让我挑。我拿了几件，有画有字。画都是竹子，其中一幅风竹很精。字有一直幅，是写他自己的述志诗，词句是：
历劫空存不坏身？？廿年恒避庾公尘
未曾饿死还全节？？也算堂堂地做人
一九五三年元旦试笔
以下用较小的字写长跋：
宋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颇为近人诟病。余意此指是非善恶，且括男女而言，非专说女为男守节也。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余少所服膺，今七十三矣，守此以没，其庶几乎？遐翁。
守此以没，即使这只是说说，也总是“老骥伏枥”吧？
1957年之后，听说不很久，幸而摘掉“右派”的帽子，记得在什么报上还见过他的诗。那年月，生活以谨慎为上，我终于没有再去看他。又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昔日的高官，大收藏家，摘帽右派，推想不会不抄家吧？追悼会的悼词证明，遭受恐怕比抄家还厉害。但过了一纪，终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想来他如果有知，也可以平静地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