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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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梁 漱 溟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先要说几句请读者不要误会的话。梁先生也属于歪打正着,因受压而名气反而增长的人,近几年西风渐猛,介绍梁先生事迹也成为热门,又他的著作,书店或图书馆的架子上俱在,所以,照史书列传那样介绍已经意义不大;我还要写,主要是想说说我对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间提到梁先生的星星点点,殆等于挂脚一将。自知狂妄而还有胆量说,是考虑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红楼的北大旧人(他讲六年,我学四年),受北大学风的“污染”,惯于自己乱说乱道,也容忍别人乱说乱道,所以估计,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错了,不该晚动笔;或者是他错了,不该急着去见上帝。

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他一个人,自然就说不上稀奇。稀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这里插说一点意思,检讨中说又明白一些的其实是已经彻悟,因为能够鉴往知来,给下次的检讨留有余地;说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检讨就难于着笔了。言归正传,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力压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挂脚一将,既然以梁先生为题,也要说说我和他的一点点因缘。他早年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面说。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我是受了《红楼梦》第五回“聪明累”曲词“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影响,觉得他的话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说,感到这样写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报,才知道还有更甚者,是他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我进一步明白,梁先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后他来北京,恍惚记得在什么会上见过,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无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的风度。

他住在德胜门内积水潭西的小铜井一号,积水潭西岸是他父亲梁巨川(名济)于民国七年“殉(清)国”投水自杀的地方,卜居于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这次住北京,他不再讲佛学,改为“从”政,讲治平,接着就成为顽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当然不便登门。1976龙年诸大变之后,无妨登门了,又因为无可谈(理由见后),所以就始终没有去看他。直到1988年,母校北大建校90周年,承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编者不弃,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书出版后送来,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齿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于公元1893年,高龄95,荣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原因是“冯唐易老”,可不在话下。喜呢,是仅仅隔着冰心、冯至两位,可说是间接与梁先生联床了。梁先生这篇《值得感念的岁月》是口述别人记录的,翻腾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亲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长,他心情恭顺,态度谦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来是也会点头的。

对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源,近是来于其尊人梁巨川,远是来于天命之谓性。直,必自信,因为直之力要由信来。这自信也表现在学业方面。在这方面,就我深知的许多前辈说,他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这好不好?一言难尽。难,因为显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见。由这种坚往宽松方面移动,近可以移到承认人各有见,远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近是客观所有,但这三位,我推想,是不会用民主的态度看待各有所见的别人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所见,并由此推论,别人的不同所见必错。这样,他们的宽松刚移到承认人各有见就搁了浅,自然就永远不会再移动,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的地方。而其实,正如常识所常见,所见,不管自信为如何高明,错的可能终归是有的。还是总说这三位,因为惯于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觉得,学业兼表现为品格就长短互见:长是诚,短是不够虚心。但这是大醇小疵,我们理应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面说梁先生的所见。当然主要还是说我的所见,不能翻腾梁先生的学业家底。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为他的行服务的。我不这样看。比如与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压的,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别。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虽也悲天,但着重的是悯人。他不停于论,而是以论为根据,想办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权威的高论一扫,连人也束之高阁了。

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萦回于心中的“理”,虽然不至如宋儒那样,由无极、太极起的一贯形而上,但理终归是理,无论怎样像是明察秋毫,头头是道,却不免于坐而可言,起而难行。我有时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时候,至少就气质说,梁先生,与其说近于写《乌托邦》的摩车,不如说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因为他理想的种种,放在概念世界里似乎更为合适。这是迂阔的另一种表现,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可是很对不起梁先生,我没有去商。责任的一半在我,因为自顾不暇。另一半,我大胆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的,他是不会采纳的。

还可以再往深处追。梁先生以治佛学入北大,出入红楼,所讲仍是佛学。与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释而儒。但改变程度有深浅之别。熊先生张口闭口大《易》,却没有丢掉唯识。梁先生年轻时候信佛,曾想出家,“从”政以后,虽然仍旧茹素,却像是不再想常乐我净方面的妙境,而成为纯粹的儒。与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善。而世间确是有不善,怎么办?办法还是理想主义,比如希望君主都成为尧、舜,臣子都成为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么办?理想主义者一贯是坚信,暂时可以落空,最终必不落空。理想主义者总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呢,也许中了老庄和《资治通鉴》两类书的毒,虽然不敢轻视理想主义,却又不能放弃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也渴望治平,而对于如何如何便可以鸡犬超升的妙论,则始终至多是半信半疑。

这里,显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离。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后还吹毛求疵。我总是认为,梁先生的眼镜是从Good公司买的,于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还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这样的他眼镜中的好人,集会批判他了,因为他是不隐蔽的孔子的门徒;孔早死了,抓不着,只好批其徒。他不愧为梁先生,恭聆种种殊途而同归的高论之后,照规定说所受教益,还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事过境迁,现在有不少人赞叹了,我则认为梁先生明志,引《论语》还引得不够。应该加什么?显然应该加上另外两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也就可证,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我则加上不少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我的杂七杂八,大概只是可怜了。

还是专说梁先生。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屈,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至于开了门,面前有了别人,那就应该专说可敬。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