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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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叶 圣 陶

一再沉吟之后才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沉吟,是因为几个月之前已经写了一篇,题目是《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为完成纪念文集编者交下的任务而拿笔的。名二三事,那篇文章开头曾有解说:“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这样说,所谓二三事,是想写史传大事之外的一点零碎,与我个人有关,并且我认为值得说说的。那么,这里又有什么必要再拿一次笔呢?原因有外向的,是对于某某生平那样的送行文(或颂行文),依时代框框,千篇一律,取(所谓)重舍(所谓)轻,我,推测也会有别人,兴趣不大。还有内向的,是以前那一篇,虽然非高文典册,也总是板着面孔写的,喜欢听听闲话的诸君未必愿意看,为了照顾另一方面的读者,就不能不把笔由书斋移到篱下,再闲扯一些。

叶圣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师辈,交往近四十年,可说的事很多。所以更宜于闲扯,因为只有闲扯才可以把取轻舍重、挂一漏万的挑剔顶回去。推想叶老有知也会谅解,因为他不只宽厚博大,而且幽默自谦,听到别人讲自己,不管怎样不得体,也总会含笑接受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天却不睁眼,——也许是睁眼,那是1988年2月16日,正是旧历丁卯年的除夕,神州大地到处响着鞭炮声,所有的人送旧年,一部分人兼送神,也把他送走了。

我第一次见到叶老是50年代初。知道他这样一位知名之士却早得多,大概要提前二十多年。那是上中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都看,接触的作者不少,其中当然有他。那时候他还不是以字行,所以50年代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大名是叶绍钧。印象呢,大概是觉得,如周氏弟兄,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各有各的风格,好;如郁达夫,有才子气,也确是有才;叶灵凤,以至徐枕亚之流,有时难免如影片中人的哭,眼泪是借什么药之力挤出来的。叶老的风格,以及推想其为人,是平实,用力写,求好,规矩多于自然。现在回想,当时是无知的牛犊不怕虎,傲而近于妄,幸而只是想了想,还不至于贻笑大方。

且说我能与叶老相识,也是时势使然。其先我是在某中学教书,本来,据旁观者清的旁观,我还是站在前列的,而忽然,形势有变,大家(包括教师和学生)快步往前赶,我则原地踏步,落后了。落后的结果当然是被遗弃,幸而有校长陈君的厚意,让我换个地方,于是到叶老的属下去做编辑工作。往谒见是第一次见面,印象与读作品时有不小的差异:彼时只是平实,这次升了级,是厚重恳切,有正统的儒者风。其后交往增多,是共同修润书稿。起初是当面商酌式。这费时间,他忙,其后就改为由我闭门造车,他复阅。不久又刮来推广普通话的风。叶老是既非常重视语文,又非常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可是他的话,跟家乡人说还是吴侬软语,跟一般人说也只能南腔北调。他虽然未必是王阳明的信徒,却一贯知行合一,严格律己。

他还常写文章,希望印成铅字,句句是普通话的味儿。这自然不是毫无困难,至少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希望我这生在北国的人能够协助。长者所命,义不容辞,但附带个条件,是提出修改意见,请他考虑。他说这样反而费事,不如直接动笔,如果他不同意,就再改回来,也附带个条件,是不限于语言方面,看内容方面有不妥,也动笔,不要客气。我遵命。可是他却很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一定亲自拿来,请我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为他的谦虚很不安,请下次不要再这样。他答应,可是下次还是拿来商量。文章发表了,让他的秘书送来一部分稿费。我遵“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不敢收,附信奉还。又送来,也附信,说他劳动得了酬,我也劳动,得酬是天经地义。我坚守古训,还是不收。再来信,动了真刀真枪,说再不收,他将理解为我不愿帮忙,那就只好不求了。

我无可奈何,只好说收,但附带一个小条件,是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他又来信,说核算了,是七分之一,以下说:“恕我说句狂妄的话,尊敬不如从命。并且希望,这是为此事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后很感动,也就只好从命,不再为此事写信。稍后,根据这个君子国的协定,还有个后来居上的大举,是为他整理一本《叶圣陶童话选》,仍是我起草,他复阅,定稿。书于1956年出版,我又看一遍,发现第18页《稻草人》那一篇,写牛“扬着头看天”,觉得迁就语音(yáng)不顾字面(仰),错了,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幸而不久之后翻阅《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说完“女儿悲”的酒令,众人都说有理,只有那位呆霸王“薛蟠独扬着脸”,知道这位曹公早已先于我自我作古,心里才安然了。这时候,叶老的普通话本领已经满可以过关,因而共同修润文章的工作就心照不宣地结束。

以上是说他的为人,认真,有德。关于德,以前那一篇也曾提到,大致说了以下这些意思。《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何以这样说?有大道理为证。中国读书人的(指导行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或道或释的道),等等。叶老则不搀和,是单一的讲修齐治平的儒;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名副其实的“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这也很容易举证。先说常人像是也能做到的,是以多礼待人。

只说我亲身经历的,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北八条他的寓所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连说谢谢,看着我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两次是他在病中。一次在家里,不能起床了,我们同去三个人,告辞,他伸出两手打拱,并连说谢谢。一次在北京医院,病相当重了,也是同去三个人,告辞,他还是举手道谢。我走到门口,回望一下,他的眼角像是浮着泪。还有常人难于做到的,是50年代前期,一次开人数不很多的什么会,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某种观点看也许太过时了,但我总是觉得,与一些时代猛士的背后告密、当面揭发相比,力量会大得多,因为能够促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与叶老的交往,中间断了一些年。那是文革的大风暴时期,我自顾不暇,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我很惊讶,像叶老这样的完人,举过,居然也能贴满一堵长席墙。幸而这有如日月之蚀,一会儿就过去。其后,推测是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常情的光,没听到他也到干校去接受改造的消息。我呢,到干校,改造结业,却因为妻室在都市只是家庭妇女,不得回城,两肩扛着一口,奉命到早已没有一个亲属的故乡去领那一份口粮。大概是70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风暴的力量渐减,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做客,住西郊,进城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一同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是旅店之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不由得想起《孟子·离娄》篇的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心里也很悲伤。悲伤,是因为这使我想到水火、圣贤、遇合等等问题。

叶老的宽厚和躬行,据我所知,也表现在家门之内。只说说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她,我也很熟。人于宽厚之外,还加上苏州妇女特有的精干。通文,如对我这样健忘的人有大用的《十三经索引》,就是以她为主力编成的。可惜天不与以寿,于50年代后期因不治之症逝世。叶老很悲痛,写了一些悼亡诗。我分得一份刻印本,觉得风格挚而无华,与潘岳、元稹、纳兰成德等人的气味不一样。我想,这才真是所谓“行有余”,然后“文”。记得叶老说过他们的结合经历,是没有现在年轻人那些花样,但一生感情很好。这话确是实事求是,果然,胡女士逝世之后,叶老就独身度日,依旧平静勤恳,比胡女士晚走了约三十年。

以上说的几乎都是身教方面的,这像是模棱,其实分量很重,如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就常常感到扛不动。不得已,只得转为说言教。这“言”是借用,实际是指范围大大缩小的语言或语文。这方面的言教,共两类,我听到不只一次。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这,很多人都知道,叶老是主张“写话”。他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行文用语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不宜于岔出去多说。只说叶老这个主张会碰到二难。一种难是认识方面的,尤其近些年,有不少以写作为事甚至以作家自居的,是或有意或无意,以为既然成文,就应该不像话。另一种难是实行方面的,有大量的印成品为证,是写得像话不是算不了什么,而是非常之难。

我基本上是叶老的信徒。说基本上,是因为写话之“话”究应何所指,其中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太复杂,与闲话的情调不合,只得从略。另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求简的,他说:“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这与用什么语言相比,像是小节,只是求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但是做到也大不易,因为时下的文风是乐于拖泥带水。比如你写“我们应该注意”,也许多数人会认为你错了,因为流行的说法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同类的情况无限之多,从略。这情况表明,时下的文里有不少废话废字,而有不少人偏偏欣赏,因而就成为文病。对于文病,叶老是深恶痛绝的。这,有的人也许会说是小题大作。大也罢,小也罢,我觉得,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心总是值得偏爱“引起”的诸君深思的。

闲话说了不少,应该总括一下,是与叶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惭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见。勉强可以自慰的也许只是,还知道感激,还知道望;并且写了纪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