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久闻王世襄先生的大名，会面却不很早。不是不想认识，是对于名人一贯怀有戒心，怕没有机缘而登门去找，人将疑为有所求，至少是以名人为脂粉往脸上搽，以增加自己的社会重量。算做疑神疑鬼也好，就是因为这种疑，多年以来，有不少人，我应该与之结识而竟交臂失之，还有不少人，我应该早与之结识，而—拖再拖，以致相见恨晚。王世襄先生是这后一种情况中的重要一位。何以重要？因为凭道听途说，他的所好和所能，如明式家具，葫芦器，蛐蛐罐，以至养鹰养狗，下厨房烧制名菜，都是我很感兴趣而又一窍不通的，心想，如果能够同他熟，就可以升堂入室，看看宋牧仲书案，赵子玉蛐蛐罐，等等，然后，恰值饭时，或可得留髡之优待，那就可以敞开肚皮，大吃其白煮什么、红烧什么，岂不妙哉。
显然，这妙是想的，至于实行，就还是等机会。而上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而且是两次。一次是在琉璃厂的孔膳堂，记得是两年以前，《中华名匾》出版的招待会。参加的人颇有几位，我感兴趣的有通古董的杨仁恺，有以画驴（我最爱的一种家畜）闻名的黄胄，还有就是王世襄先生。务虚性质的发言完，转为务实，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膳。就近入座，我正和王世襄先生谈他的新著《说葫芦》，于是稍前移，我们就成为举箸（王先生不饮酒）的近邻，他左我右。总之，这一次谈得不少。临别，还送我一张手写复印的参加扬州红楼宴学术研讨会后作的《忆江南》词八首。
这是初会，印象是：一、人健壮，随和；二、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三、肚子里（也从旧，新说是脑子里）存储太多，古的玩的，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有，即以见到的这一纸复印件而论，词雅，的是当行，小行书刚劲流利，可入能品。分的印象之后还有总的，是人有意思，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还没研究，又来一次会面的机会。是几个月之前，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絮语》首发式的会上。也是务虚之后务实，入座，又近邻，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刘乃和教授。我怀着半请教半考试的心情，每“菜”问其名。上来一盘鱼，我问，他说清蒸什么鱼。我说，清蒸，汤何以不是白的？他说，广东做法。其时刘教授吃了一口，说是糖醋。王先生面不更色，坦然而坚定地说：“还是清蒸。”我心里说，不愧人称为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调之事吃透了。接着我的思绪如风驰电掣，想到他的明式家具、葫芦器，直到赵子玉的蛐蛐罐。求知的奢望壮了我的胆，我问了他的住址和电话，说：“有机会我想到尊府看看。”他说：“欢迎。先打个电话，我恭候。”
能者多劳加事有凑巧，刘乃和教授和陆昕（我的已故大师兄陆宗达先生的哲孙）都想求我转求王世襄先生写纪念册，我顺手推舟，为送纪念册，先电话约定，与陆昕同往朝阳门内南小街芳嘉园拜访王先生。为省钱，我们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内东西多，旧而乱，用小说家笔法写，可以说有如古寺庙。到最西一间，北望就更像，因为靠墙，前后坐着两尊佛像，有真人那样大小。
我们闲谈，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几种让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问他现在研究什么，他说养狗养鹰的文章写完了，正在研究鸟食罐和鎏金佛像。谈及明式家具，他说共有76件，因为无处放，都让给上海博物馆了。也谈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让我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其时室内火还没撤，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并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葫芦，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临辞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谱集成》。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慨叹，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
就算做有猎奇癖吧，我决定先看看他的著作。找著作不难，因为已经同作者有来往。于是不久就找到以下这些：
《竹刻艺术》，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髹饰录解说》，1983年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珍赏》，1985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研究》，1989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说葫芦》，1993年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
《蟋蟀谱集成》，1993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獾狗篇》，1994年《中国文化》第9期
《大鹰篇》，手稿复印本
还有知其名而没见到的，是：
《广陵散》，195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1963年
自刊油印本／1969年香港中关图书公司铅印本
《中国古代漆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
《北京鸽哨》，1989年三联书店
《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分册·漆器分册》
只是看著作之后，就知道王先生走的不是传统读书人，如马融、郑玄、程朱陆王、戴震、焦循的路子。那些人是面对高文典册，王先生则走出书斋，乐得与作坊师傅和五陵子弟为伍。这不好吗？要看在什么时代以及在什么人的眼里。编《皇清经解》的诸公大概要说是玩物丧志吧？我，也许因为无志，就不这样看，而是走向另一端，认为更有必要。说“更”，有原因，而且不只—种。其一，王先生的所治不都是玩物，如家具、漆器、竹刻之类，正襟危坐如经生，也是乐得放在室内的。
姑且假定连这些也终归是长（读zhàng）物，可与蝈蝈葫芦、蛐蛐罐之类等量齐观，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想：且夫人生，非如无极图之单一而纯正者也，志士可以面对小红书，无志之士为什么不可以怀揣蝈蝈葫芦，听鸽哨声在天空回荡？揣，听，一乐也，就同样有价值。有价值就不难放大，说这些同样是珍贵文化的一部分，也就同样值得研究。其二，更有必要，是因为比作某经补证难得多，盖治经可以参考旧的，讲明式家具、鸽哨之类，就只能自我作古。其三，王先生好这些，钻研这些，始于童稚之年，及至拿笔记述，已经是古稀前后，据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如果王先生守“知者不言”之训，那就这方面的知识真就成为广陵散，说是文化史的大损失总不为过吧。
这样的杞忧可免，因为王先生知就言了，并印成上面所举的多种本本。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书不算很少，可是王先生的所讲，我却毫无所知。惭愧的是还大有兴趣。也就只好不管惭愧不惭愧，翻开书，读。重点读了《明式家具研究》和《说葫芦》。读了，尤其此时写，要说一些好听的，我却为了难。不是乏善可述，是善太多，造诣太高，苦于“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但既已拿起笔，也就只好名。想由（形而下谓之）器而道试试。其一是由书入手就可以推知内容必丰富。都是上等纸精印，《说葫芦》一厚本，《明式家具研究》两大本，单说重量，还是推断，林黛玉必两种都拿不动，就是史湘云，也只能试试那本《说葫芦》吧？重，装载必多。
都装了什么？偏重求知的可以重点看讲说。（恕我偷懒，抄纲目）《明式家具研究》讲了这样几项：一、时代背景和制造地区；二、种类和形式；三、结构；四、装饰；五、用材；六、年代鉴定及改制问题，后附名词术语简释一千多条。《说葫芦》讲了这样几项：上卷：一、天然葫芦；二、勒扎葫芦；三、范制葫芦；四、火画葫芦；五、押花葫芦；六、针划葫芦；七、刀刻葫芦。下卷：一、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二、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三、秋山捉蝈蝈；四、育虫与选虫；五、鸣虫之畜养。两种书都有插图和集中的彩色图版，总数，明式家具是四百多，葫芦是二百多，这样，陶渊明之徒不求甚解的，或早年失学不识之无的，就也可以开卷欣赏一番。
我是识之无兼愿求甚解的，翻阅之后有什么所得或只是感触呢？只能以感触的形式说说所得。所得过多，只好分项说。
其一，先说个总的印象，是王先生的所治为“绝学”，所以奇得稀有，高不可及。谈起为学，自然也是大道多歧，但限于国内，可以总括为三种：一是旧的一套，即所谓国学；二是新的一套，即所谓西学；三是中西合璧，或用西法研究中国老古董，或吟诵李杜之余，也谈莎士比亚，皆是也。王先生的所治是中国旧有的，可是在国学里几乎没有地位。说几乎，是因为过去也有名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天工开物》的书，专看名色，王先生的獾狗、蛐蛐可以插入前者，明式家具可以插入后者，那就也成为国学。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盖古人讲草木虫鱼，意在治经，讲器物制法，意在致用；王先生不然，借用世俗的评语，是“研究玩的”，古人是不想也不敢这样的。玩的也值得研究吗？这里先说个浅的理由，是人创造以利其生的任何事物都是文化，就都值得研究。理由还有深而玄远的，想留到后面说。还是说绝学的“绝”，原因有小的，是没有人肯写，比如偏旧的王国维，偏新的胡适，治学都涉及门类广泛，能写，他们会扔开甲骨文、《水经注》，改为玩葫芦吗？原因还有大的，是没有人能写。人两种，一种，能写而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数量大；一种，有这方面知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而非全面）而不能写的，数量小，结果就合二为一，没有人写，其内容就成为即将绝灭。由文化史的角度看，王先生这些著作的深远意义是，使即将绝灭的没有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