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年老耳聋。我继承这个传统，发白之后接着就是耳不聪，其后还进一步，加上目不明。依照我国祖传塞翁失马的人生哲理，耳不聪也有好处，那是语云：耳不听，心不烦。耳聋有等级之差，如我的老友周汝昌先生是上等，不闻雷声。我只能考个中等，窃窃私语自然不能闻，还常常人家说“演出”，我听作“念书”。但也奇怪，近来耳边总是回荡着“物价”“物价”的声音，问旁人，却没有听错。与不少人相比，物价跟我的关系并不密切，比如名烟吧，我不吸烟，就是涨到一万元一条也与我水米无干。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因为，虽然我也一唱三叹地读过《史记·伯夷列传》，但读完是还要吃的。鱼虾吃不起，可无遗憾；如果连买烤白薯都要犹疑，心里就未免有点那个。这样说，是物价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这影响还引来前思后想。老了，新事不注意，旧事却有些还记得，于是趁兴之所至，说说物价的旧事。
这“价”是抽象物，身份要靠数字来表示，钱币来体现。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看到钱币当是皇清与民国之间。农民住在农村，家风还是十足的旧式。我随着母亲住在北房西间，室内西北角整齐地垛着约有二尺高的成串的黄铜制钱。后来听说，那时候买卖大件东西，如田地、房屋、车马之类，是已经用银元，有不少是墨西哥铸造的，一种正面图形是个鹰，一种是个握刀的海盗，俗呼为“站人儿”，重量都是库平七钱二分，我当然都没用过。就是制钱，记忆中也没有用过的痕迹，这原因是自己年幼，不能独立，而花钱是或多或少可以表示一些独立性的。到我上小学时期，共和体制已经积累了几年的历史，现在回想，就我的家乡说，变动最快的应该说是钱币，其次才是有些激进派的男人剪去发辫。制钱不用了，零星开销用不再有方孔的红铜币，俗名“铜子儿”。计有两种，一种小的，当十文，一种大的，当二十文，都比制钱大而厚，可是仍以制钱为尺度来衡量身价。
铜币与银元的比价，是随着时间的前行而银元涨，铜币落，具体说是由一比一百左右逐渐增到一比四百多。就早年的一比一百左右说，以现在的钱币之名为尺度，那就彼时的一枚铜币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铜币的力量有多大呢？举我印象深的，亲友家有婚丧事，一般关系的礼是八枚或十枚，即现在的八分或一角。我清楚地记得拿当二十文的换当十文的事，因为八枚或十枚，如果用当二十文的，就只有四个或五个，不像八个或十个，往账桌上一放，好看。这是中青年的意识，多考虑脸面；至于老年人，就都在那里叹息世风不古，因为十枚铜币相当于制钱一百文，贺一次婚或吊一次丧，这还了得！再说一件，是上元节，家乡东南十五里的崔黄口镇（与《红楼梦》的曹家有些关系，那时候还不知道）富，有各种会，好看，我想去看。家里同意，而且给了饭钱和零用钱，共铜币十枚。我下午起程，在镇上吃一顿晚饭，记得用了六七枚，次日回来，还把袋里的剩余交了。
小学念了几年，像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先找机会到外边闯闯，路不通再回家当农民。我就近考了省立的通县师范。学校很多，选这一个，是因为那时候，也许是尊师重道吧，这类学校是官费，住宿、学、杂等费不收之外，还管饭。记得初去是每人每月四元，以后增至四元五角。通县还有个女子师范，也是省立，待遇与男师范一样。饭由学生自己办，据非正式的调查，这四元或四元五角，男师范是多一半用于主食，女师范是多一半用于副食。其结果是我们吃得很平常，人家吃得很讲究。大概就从那时候起，对于宝二爷的女人是水做、男人是泥做的高论，我总是举双手表示赞成。还是回到本题说物价，记得一学期，家里只给银元约二十，要支出往返路费，要买书和笔墨本本毛巾肥皂等，但有时候实在馋得慌，还可以到学校附近张家小铺吃一顿肉饼或炸酱面，而总起来不过是面额十元的钞票两张而已。
出入于北京大学红楼时期，虽然贫困一如往昔，但总是随着年事日长，独立性增加，与钱币打交道的机会增多了，因而又对于物价，印象的多而清楚就远远超过从前。印象多，宜于分类说。分类可以用传统的，曰衣食住行。穷学生，很少远行，近靠双腿，不花钱，所以行可以免，只说衣食住。衣食住，内容太多，所以宜于举一点以概全面。先说衣，只举一种。北京大学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风气，是不管内衣如何，外面总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自己做，用布十四尺，不如到东安市场新衣店，先试后买，一件大洋一元，可以穿一两年。那年头也是嘴厉害。省心而不费钱的办法是包饭，学校西斋包是每月六元，学校附近饭馆包是每月七元或八元，都是每日三餐，有菜有汤，不要粮票，管饱。
如果欣赏灵活性而不惮烦，也可以不包饭，到附近小饭馆吃，那价钱就难得固定，但据耳闻的调查，也总是在六元和十元之间。这是学生生活的常规。依照什么什么规律，常中必有变，比如自己想换换口味或来了客人，那就可以到不很远的东安市场，饭馆很多，照顾哪一家都会受到笑脸的欢迎。最常吃的是东来顺，下酒之菜照例是酱腱子加酥鱼，都是一角六分一盘，味道很美。少数学生还有自己起火的。自己买柴米油盐，种类太多，只说其中尊贵的几位：最好的鲜猪肉（那时候还没有冷藏之说）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也是一元四斤半；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记得一元是一百个，因而曾出现，一位同学李君，买一元钱的，放在抽屉里，慢慢吃，从抽屉里钻出小鸡的笑话。最后说住。学生住学校宿舍，东斋或西斋等，不收费，不足为训。专说租民房，租金以月计，大致是一元上下一间。旅馆呢，一般的，以房间计不以床位计，是一夜七八角，如果住三人，不过是一人两三角钱而已。
离开北京大学，曾在保定某学校混了一年，有关物价，长记在心的只有食一项，也可以说说。食也太多，只说一项，那是督署（原直隶总督衙门）街路南，保定赫赫有名的马家老鸡铺，卖的酱牛肉和酱牛杂碎（肝、肠、肚儿等），一生所曾吃，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价钱却不贵，肉，一斤二角五分，杂碎，一斤二角。有一次，同一位家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的某君闲谈，说起马家老鸡铺的物美价廉，他说，物是美，价并不廉，因为到他的家乡，生牛羊肉都是一元十斤以上。
以上所说物价都是常态的。所谓常是社会没有大变故，到商店去买，家家价钱一样，而且随时可以买到。有变故就不同了，如40年代之尾，凭我的记忆，是一袋面粉最高价曾到35000000元。这是向上钻的。还有向下坠的，如50年代即将成立人民公社，家家准备砸锅吃食堂的时期，据道听途说，出人民币数十元就可以使自己的住屋摆满紫檀红木家具，其中甚至还有明朝制的。向上钻，向下坠，都会粘连着一些人的眼泪，以少说为是。以下改为说另一类也不属于常的情况。但这不属于常，主要不是因为什么大变故，而是因为碰巧，周瑜打黄盖，买卖双方都愿意，于是成了交。为了避免重复，只说衣食住行以外，有它也不坏、没它也无妨的。
这也不很少，只好仍用分类法，一类以举一种为限。书应该位最上，先说书。那是明汲古阁刻绿君亭本《苏米志林》，二册，一册苏，一册米，毛边纸大字，很爽目，因为是由乱书堆里拣出来的，价一角。再说书画的书，也举一种，是明代后期名书法家许初写的扇面，有宫子行收藏章，价三角。再说书画的画，也举一种，是清恽南田画的碧桃扇面，有徐颂阁收藏章，价也是三角。再说碑拓，也举一种，是原拓说罄本《砖塔铭》，有杨继振（收藏一百二十回抄本《红楼梦》那一位）收藏章，价八角。最后说砚，也举一种，是长方形歙砚，明清之际物，左侧有清书法家梁山舟题记。有意思的是砚盖上的题记，是：“咸丰五年春，从戎东下，购于王氏家藏。此龙尾歙也，石中妙品，诚不易得。携归，即属芑生镌之，以志鸿爪。”下有“刘氏伯子”印。这会使人想到太平天国时事，可以发些思古之幽情。与以上三件相比，这一件价冒了尖儿，是人民币二元。
上面说买的这些，价不高，都是碰巧。其后还有巧，是，文物九死一生的大革命中，这些都有幸而混入一，没有混入九。再其后，国内因为九死，国际因为所谓发达国家暴发户太多，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竟刮起争买文物之风。《世说新语》所谓“长物”竟是一登龙门，声价万倍。日前过琉璃厂，一鼓作气走进文物店，绕场一周，发现一幅千真万确为伪品的八大山人画，价8000元。我只好笑一笑，走出来。看报，最近又添了新花样，是敦聘西方所谓拍卖专家来中国，以拍卖方式推销文物，据说今人写的几个字，也是增到以万元为计数单位，才啪的敲了一下，成交。“土”已经贵得吓人，又引来“洋”，像我这一生只有阮囊，以及跟我不相上下的人，如果还不能完全忘情于长物，当然就只能望洋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