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交的一位忘年交靳君，喜欢旧体诗词，写杂文之暇，也作旧体诗词。知道我有时候也诌一两首，竟反文章是自己的好之道而行，总是愿意抄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然后是出乎我的意料，不但背诵得很熟，还有索隐之瘾或猜谜之癖，或者问，某某词语是指什么，或者谈领会要求证实：“这句是说什么事，对吧？”这常常使我大为其难。何以故？也是说来话长。
已经是若干年前的事，上海翁约写讲“写”诗词的书。我有自知之明，当然不敢从命。不想翁势在必成，图穷而匕首见，说如果不答应，就将来京，面对嫂夫人，挥之不去云云。我只好从命，可是因为多种情况有变，直到一年多以前才写个草目，下笔。书名是《诗词读写丛话》，开卷第一回借古语，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这第一回大致说两层意思。浅一层，诗词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精巧而合用。深一层，内容（情意）与形式（格律）有血肉联系，因而，如新诗，不管是浅显的还是朦胧的，行数有定（十四）还是无定的，字句数有定（豆腐干式）还是无定的，有韵还是无韵的，都不能代替。结论，我们应该珍视这份遗产，尽量利用。
利用，主要是指写，即不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是抒发自己的。这有必要吗？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如修不净观有成，甚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禅师，大概就无此需要了吧？因为他们已经能够由“道”而取得“灭”的果。至于我们常人，柔如林妹妹，要用眼泪还债，刚如焦大，要骂，都是未能太上忘情。有情，可以任其自生自灭，古往今来人的绝大多数，以及食息时间的绝大多数，是这样处理。但人终归是人，“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只是回去洗洗，不甘心，还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发了，成为诗（或词），自己看看，也给别人看看，像是由什么地方取得安慰，而泪，也就像是没有白流。这是阿Q式的胜利吗？至少创造阿Q的鲁迅先生不会同意，因为他的笔下还有《苦闷的象征》。
情有多种，要由心理学家去分辨枚举。这里只说刚柔两种：孔子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是刚的，晏几道的“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是柔的。刚的出于至圣，世间，至圣能有多少呢？所以就一般人的情说，还是柔的多。而偏偏这柔的最难写。
难写的原因，一半在外，是深植于传统的禁忌。我想范围放大一些，由个人自由方面说说。单就个人说，自由也有多种，只说重大的两种，是思的驰骋和情的驰骋。就天命之谓性说，两种驰骋都有尽量逍遥的趋势。尽量逍遥是不受阻。但这会引来问题，是超过某种限度，会侵害别人的利益。为了避免一还一报，都要节制。节制有适度问题。什么程度合适，什么程度不合适，问题复杂，这里只说，事实是，千百年来久矣夫，思和情，要求的节制都远远过了分。情况还有分别。思是前松后紧，先秦是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如孟子说“君为轻”，梁惠王和齐宣王都不管，明太祖反而管起来，这位老夫子险些被赶出圣庙。同类的禁锢说也说不尽。
思而愿驰骋的人，一般是退让一步，思而不说，更不写，盖思与命皆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多数是舍思而取命者也。再说情，是从文献足征之日起就紧，或说禁忌就很多。仍请孟老夫子出来作证，他曾说“嫂溺而援之以手”，主张无妨网开一面，可见在彼时，世俗的常见还是不以为然的。后来就更甚，如曹丕抢来袁家的儿妇甄氏，得意忘形，与文学侍从欢宴之际，竟让甄氏出场，诸侍从恪遵传统，都看地不看人，只有刘公干“平视”，用今语说是看了一眼，因而得罪。这罪，提高兼扩大为原则，是除明媒正娶和纳妾，可以闭上门略叙天伦之外，这方面的情一概不许驰骋。然而有，怎么办？一般是“实行”，目不视粉黛之色，耳不听环珮之声；“笔头子”，用诗词来画梦。画梦要有个分寸，以免如欧阳文忠公，“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讥为盗甥，那就糟了。
难写的另一半原因在内，是这类情，深微，可目成，可心传，而难于写得二五等于一十。知难而没有退路，我的想法，连昔人也算在内，都只能安于差不多而已。
以上这些，或者仍如一读者某公所评，都是废话。因为我想着重说的，是有些尚未见二毛的友人，出于惜老的善意，希望我写回想录，而我不敢从命。我坦白承认，我天机浅加修养差，思和情都不少驰骋；至于拿起笔，写些不三不四的，其内容总是，用思来对证，显隐各半；用情来对证，隐而不显。这样做，当然是避难就易。但情方面的难，力量却未必小，于是有时就禁不住东施效颦，也诌一两首来画梦。如靳君喜读的一首《浣溪沙》就是这样，词句是：“倦倚新楼忆旧房，几回清泪湿衣裳。为谁辛苦为谁忙。半世悲欢莎氏剧，一生功过托翁肠。不须重问永丰坊。”这是实呢还是梦呢？有人喜欢圆梦，想从梦中找到实，这是人人应有的自由，只好由他。至于我自己，不过想用家藏敝帚，为情的驰骋留一点点痕迹，梦也罢，情总是真的，也就可以享之千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