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生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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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关 于 受 礼

题目用“受”字,受之前还隐含着“我的”二字,不谈广泛的“送”,原因很简单,是想缩十万八千里为近在咫尺,化难为易。难,难言也,比如送的形质,由抽出一支进口烟,插到对方的两唇之间,直到把十张大票或一件金饰物藏在食品包之内,叮嘱云,“请自用,勿转送”,无限。所求,由嫣然一笑到高抬贵手,同样是无限。这还是说事,如果扩张到无形的评价,那就更加麻烦。所以不能不缩小范围,计有两步:第一步,只是“我的”,花花世界变为家门之内,好办多了;接着还有第二步,只说“受”而不说送,因为我贫而加懒散,几乎永远不送礼。

以下专说受,还要再缩一下范围,因为要把旧传统的礼尚往来清出去。我老伴也是大清帝国晚年生人,却有未受西方新潮“污染”的优越性,到亲友家看望,一定循历代祖先的旧规,手提礼物,不过是点心、水果之类,入门。这是“往”,必换来同性质的“来”,所以不只赔不了钱,有时还会赚一些。且不管赔赚,总之是老一套,可不在话下。只说我心目中的新,近几年才断续出现的,有的人来看我,也手提什么入门,告辞时放下。花样多得很,只举其中一类,酒,也如物价,在升级,五粮液之不足,还有茅台。这使我很不好过,却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能够化险为夷。

不好过,没办法,有人也许会以为不合常情,所以需要解释一下。记得不久前写一篇《法书墨迹寄闲情》的小文,说到百龄向姚鼐送年礼的事,其中说:“近年来谈到古,总要跟着说一句,批判地接受,我看百龄的这种举动,就宜于不批判而接受。”为什么?因为百龄是两江总督,送厚礼与书呆子,不要说姚鼐一人,就是千八百份也无所谓。入我之门而手不空的就不然,绝大多数是孩子王,日日口讲指画,吃粉笔面,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许星期日买条鲤鱼,一家人改善改善都不容易,可是为我花了钱,而且就他或她的身价说,数目不小,我,幸或不幸,昔年念过的“能近取譬”一类话,其立身处世的精义还没忘光,能够不如坐针毡吗?

可是想办法改善改善更加不易。一种办法是近攻,即坚决不收。依常情,这必不行,因为人将疑为这是表示不愿交往,即瞧不起他或她。收而诉说苦衷也无用,反正你收了,人将谓诉苦衷是客气,照例的官话而已。还有一种办法是远攻,即著论说明送和受之不当,如书画篆刻之定润笔,公之于众,然后限定来访者必须遵照办理。这看似根治的办法困难更多。一是送的举动与人情搅拌到一起,就难于找到一个人人都心服的理由证明是不正当的。二是,理不成,退守事,自扫门前雪,求亲友对自己不这样,至少是可一而不可再。这办法有生效的可能,而实际却未必能生效,因为世风力大,逆风而行是很难的。这风是“官不打送礼的”,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万不得已,只能求来访的诸君体念苦情,变信新潮的多多益善为从旧语的“礼轻人义重”,仍入门不空手,可是所费不多,也就不至影响自己的改善生活。为了加重这种希望的分量,举我认为值得表彰的几次为例。一次,一位内蒙的老友徐公所送,内蒙产二锅头两瓶,如果价不高于北京二锅头,不过5元票一张而已。另一次,一位读者纪君送新印李笠翁著《闲情偶寄》一册,价6元,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此书,这就牺牲不大而成为厚礼。还有一次,是北京东城区约我讲文章好坏问题,我照例胡说八道一阵,事后以小鸟叼牙签的小玩具为报,所费不多,我感到心安理得。且说这次之得还有可记的。一是讲说之地为旧顺天府,因而得见昔日升堂时的大堂。二是与其后成为弟子的荣君结识,在桑榆的一段路上,我得到她多方面的帮助。我说这些是想表示,所谓不愿受苦朋友(叔本华称世间人)之礼是诚心诚意,所以今后诸相知肯枉驾,敢请务必空手而来,如必欲从世风,也希望以上举三例为度,而真就幸得俯允,那就借用启功先生常说的一句话:磕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