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本身，来考量意志内在的、本质的命运，以此来证实：生命本质上即是痛苦。
不论在哪个级别的认识上，意志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只自觉是有限的，同无限的时间与无际的空间相比，自身近乎一个消逝的数量，投身于时空的无限。既然时间与空间无际限，那么个体的人只可能有一个相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处的地点与时间也只是无穷无尽中的极为有限的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是现时当下。现在会无可避免地逃入过去，即不断过渡至死亡，慢性的死。个体以往的生命，排除对现时存在的某些后果，除开铭刻的过去与这一个体意志相关的证据不论，既已是完结、死去、化为乌有的了，如此，个体在合理的情况下就必会将过去渐渐淡忘，无论那内容是快乐抑或痛苦。
我们已经于无知无识的自然界中发现其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无目的无休止地追求挣扎，特别在我们观察动物与人时，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显露在我们眼前。人的全部本质即是欲望与挣扎，可同无法抑制的口渴相比拟。然而，需要是一切欲求的基础，缺陷就意味着痛
苦，因而人原本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质就脱不出痛苦的手心。倘若不是这样，人会因为容易获得满足，而随即消除了他的欲望，欲求的对象也就没有了。如此一来，可怕的空虚与无聊就会乘虚而入，即会令人感到自身的存在与生存本身就是不可承受的负担。所以，人生的过程如同钟摆一般，在痛苦与无聊间来回地摆动；事实上，两者即是人生的最后两种成分。
构成意志现象本质的，即是那不断地追求与挣扎，在客体化的较高级别上，它之所以仍能占据首要的和最为普遍的基地，是因为在这些级别上，意志显身为一个生命体，且遵循着供养这一生命体的原则；而使这一原则发生作用的，正在于这一生命体即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根据这一点，作为意志最完善的客体化——人也就成为了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了。人——完完全全是具体的欲求与需要，是各种需求的凝聚体。带着这些需求活在这个世上，人完全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未有定数，唯独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在这样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整个人生通常都在为维护那生存而忧虑着。这个世界于他，毫无安全感可言。有诗为证：
人生如此黑暗，危险如此之多；只要一息尚存，就这样、这样度过！
大部分人的一生都在为生存不断奋斗着，尽管明知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失败。而令他们能够经得起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原因虽是贪生，却更是怕死；然而死毕竟总是站在后台，且无可避免，随时可能走到前台来。生命本身即是到处布满暗礁与旋涡的海洋。人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这些暗礁与旋涡，即便知道自己就算使出“全身解数”成功绕过这些陷阱，也会一步步接近那最终的、无可避免的、不可抢救的海底葬身，而且是直对着这种结果，勇往直前地驶向死亡。
然而现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痛苦与烦恼很容易激增，以至于死亡竟变成人所企盼的东西，人们自愿奔向它；其次，人稍于困乏和痛苦中获得喘息，空虚无聊即乘虚而入，以至于人又必然寻求消遣。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运转，本来是迫于生存，然而要是他们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他们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推动他们的第二种动力即是摆脱这负担（即生存）的挣扎，使生存不被感知，即消磨时光、排遣空虚无聊的挣扎。
如此我们就看到，差不多所有无忧无虑的人在丢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之后，却以自身为包袱了；现时的情况是，消磨了的每一小时，即曾经为此拼尽全力以使之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一分，这反倒要算作收获了。然而空虚无聊却也不是能够轻视的祸害，最终它会在人的脸庞上描画出最生动的绝望，它将使如人这般并不怎么互助互爱的生物突然间急切地相互追求，由此它成为人们爱社交的动因了。就像人们对付其他的灾害那样，为避免空虚无聊的侵袭，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到处都有公共的设备。因为这一灾害同饥饿一样，会驱使人们走向最大限度的肆无忌惮，群众需要的是“面包与马戏”。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无所事事使得空虚无聊成为一项惩罚的措施；而这种可怕的惩罚已导致囚犯的自杀。困乏是平民们日常的灾难，与此对应的，空虚无聊即是上流社会的日常灾难。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即表示着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即表示着困乏。
由此，人生是在欲求与达到欲求间被消磨掉的，愿望的本性即痛苦。愿望达成很快趋于饱和状态。目标形同虚设：每当占有一物，便意味着使一物失去刺激，于是欲求又以新的姿态卷土重来，否则，寂寞空虚便会乘虚而入；然而同这些东西作斗争，并不比和困乏作斗争轻松多少——只有在欲求和满足相交替的时间间隔恰到好处，两者所产生的痛苦又减少至最低时，才会构成幸福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纯粹的愉快的部分（这种愉快能令我们从现实生存中超脱出来，使我们成为对这生存毫不心动的旁观者），即是毫无目的和欲求的单纯的认识，像对美的领略，从艺术上获得的怡悦，等等。
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对天赋有很高的要求），而即便是这少数的人，其享受的过程也是短暂的，并且因自身拥有较高的智力，使得他们所能感受的痛苦较之那些迟钝的人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也令他们明显孤立于同他们有别的人群，那一点儿对美的享受也由此被抵消了。至于绝大多数普通的人们，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纯智力的好处，那种从艺术上获得的怡悦，他们也无福消受，而是完全处于欲求的支配下。所以，要是想引起他们的兴趣，博得他们的青睐，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哪怕只是稍稍地在可能性中触动一下意志，但决不能排除意志的参与。
这是因为，与其说他们在认识中生存，不如说他们在欲求中生存更合适：作用与反作用即是其唯一的生活要素。这一本性总是不经意地流露，从日常现象与生活细节上很容易搜集到这类材料，比如，每到一处游览胜地，他们常留下“××到此一游”的笔迹。因为既然这些地方对他们不起什么反应和作用，他们便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此地的反应和作用。又比如，他们也不满足于仅仅只是观看一只本地所没有的罕见动物，而是要去刺激它，同它玩耍，抚弄它，这些行为也只是出于作用与反作用的缘故。人类刺激意志奋起的需要，在扑克牌的发明与流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暴露出人类可悲的一面。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封锁着自己，以免使自身接触到这一苦药般的认识：生命本质上即是痛苦。痛苦并非是从外部涌向我们的，痛苦不竭的源泉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我们却总是为这从不离身的痛苦找其他原因当借口，如同自由人为自己找偶像，以便有个主人似的。我们乐此不疲地从这一个愿望奔向另一个愿望，虽然获得的满足每次都会给我们许下很多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多半没过多久就会转变成令人难堪的错误——即便如此，我们仍就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并且急匆匆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们所追求的，一天未到手，对我们而言，其价值便超过一切；然而一旦拿到手，便即刻另有所求。总有一渴望紧紧牵引着我们，我们这些渴求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