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我小时候见到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如果父亲不在身边，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样的感受在我后来的一篇散文《父亲鲫鱼》中有一段比较具体的描写了，描写了我当时惧怕而敏感的心态。父亲年轻时候还是个钓鱼高手。每到星期天，一大早父亲就骑车出去钓鱼了，中午也不回来。父亲不在家，这一天就是我的日子了。一直会疯玩到天黑父亲快回来了才开始回归自己。我们家住在县东街，道路是用很多大石板铺成的，其中有一块不是很平整，自行车骑过会有振动声。我能从很远的地方凭这块石板的振动声辨别出是不是父亲回来了。后来读了物理才明白压过的速度和重量不一样会使石板产生不同的振动频率。父亲一下自行车，就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内喝茶。一般我也不问，径直就去把鱼竿和包从自行车上卸下来。父亲很淡定，即使观察力很强的我也很难从他的脸色中判断出有没有钓到鱼。直到打开包才知道结果……
尽管父亲没有太多的言语，而我对父亲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竟然连父亲骑车的特征都能从很远的地方听出来。除了感官上的敏感，严厉的规矩让我特别胆小。其中最怕的是和别的孩子吵架。因为每次一犯事，父亲总是先让我去别人家登门道歉。有的孩子知道父亲的规矩，就会故意来欺负我，然后恶人先告状。父亲总是让我先去道歉。有时候短短几十米路，我要低着头走上十分钟。到了别人家里，还要当着别人一家人的面认错。特别是看到那个欺负我的孩子还露出得意的眼神时，心里备受折磨。那时候，我才十岁左右，这样的经历实在太屈辱了。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社会动荡。父亲很怕我在外面学坏，希望能通过这样严厉的规矩让我不要在外面撒野，能多待在家里看看书。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我小时候既调皮又天真，确实很容易学坏。
虽然父亲如此严厉，大部分情况做规矩还是很理性的。他会先把打的原因说清楚，打完以后也不多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父亲真正对我大动家法狠打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让我刻骨铭心。有一次的毒打，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那一次，我才六岁。我把邻居新贴的一副样板戏宣传画捅了一个洞。在当时的年代，这个事情是可以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的。吃中午饭时，邻居来告状了。父亲板着脸对我说：“先吃饭。”一个人最恐惧的事情恐怕不是经历灾难而是等待灾难。那顿饭我不知道怎么吃的。只记得吃得很慢，眼睛一直在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很快吃完了，然后径直走到院子里开始锯木头。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见这个情形，马上扔下饭碗，“嗖”的一声窜到里屋把门闩给插上了。父亲过来敲门，说如果我自己开门出来，就不打我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用这暂时现实的安全去换取那不敢确定的承诺。于是坚持不开门。我那时候真还是个小孩，居然没有注意到这间房子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这间里屋其实只有半间，另外一半是邻居的。但中间的隔墙只砌到半空约有两米高。一个大人是很容易从这边墙翻越到另一边的。正当我为暂时的安全松一口气时，就看见父亲突然出现在了隔墙上。我吓得想夺门而逃。不料，外面早已被父亲反扣上了。绝望的我只能钻到床底下。结果被愤怒的父亲一把拖出，暴打一顿。我想那次父亲一定是被气坏了。但是自己的幼小心灵也备受伤害。在这样极度的恐惧中，规矩只能加剧创伤，而不能教谕道理。
我到了美国后，还常常回忆这次挨打的过程。有一天突然对一个细节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父亲饭后锯木头的行为，觉得父亲不会因为要打我而特地去锯木头。带着这个疑问，在一次回国探望父母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父亲求证那个锯木头的细节。不料父亲摇摇头说：“怎么还会记得？”我当时有说不出的失落。
当然再追究那个细节确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多是想说明那次挨打有误解的成分。但是我时常会天真地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如果我是父亲，当我把瑟瑟发抖的小家伙从床底下拖出来后，我会怎样处理。答案非常明确：一把抱紧颤抖的孩子说：“孩子不要怕，爸爸爱你。”当孩子在我怀里平静了以后，好好交流，让他接受应该接受的规矩。如果那一天的结果是这样，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