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出现。相反，也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某个时代，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提到。自然，我们也不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都会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在当今资本主义，这是进一步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好像一个广漠的宇宙，对个人而言，这个宇宙是他生活下去的，不可变更的秩序。一旦介入市场关系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一切行为准则。如果一个制造商，长期违背这些准则的话，他终将会被排除到经济舞台之外。就好比那些不愿接受，或者不能适应着些准则的工人一样，终将成为街头的流浪者。
因此，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现代的经济生活。事实上，它就是通过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选择了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将这种概念作为解释历史的方式，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可以为资本主义的所有特性找到最佳的生活态度，同时这种态度又能支配其他的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会成为孤立无援的个体。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生活起源。较为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对此，我们会再后面更进一步地讨论。现在，大家只要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是在马萨诸塞，无疑，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1632年，对于新英格兰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那种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已经开始抱怨了。另外，新英格兰毗邻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美国的南部诸州，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低于新英格兰地区。尽管这些殖民地大都是由商业动机建立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是由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帮助下建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却与唯物主义观点正好颠倒了。
对于上层建筑理论家所设想的而言，这些观念的起源和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在我们所适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来看，想要取得统治的地位，就必须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作战。之前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想要表现的是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状态；但是，如果是在古代或者中世纪，它必将会被视为最卑鄙的贪婪和最卑劣的自尊，从而遭受排挤。事实上，今天它仍然遭受那些还没有介入，或者还没有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群体的鄙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完全因为获取的本能还不够发达，或者根本不为人知；也不像那些崇拜现代浪漫主义作家幻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以外的世界，比在特殊范围之中更具力量。在这一点上，根本无法找到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中国封建时期的官员、古罗马贵族、以及现代农民的贪欲，毫不逊色于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都会发现，在同样情况下，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者船夫，他们的金钱欲望比英国人更为强烈，更为无耻。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而言，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很落后的。但是，那些国家有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在赚钱谋利中擅长采用卑劣、低俗的手段。每一个雇主都应该知道，这些国家，例如意大利与德国，他们的劳动者就比较缺乏自觉性，以前是这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这样。资本主义是不会雇用那些毫无纪律可言，自由散漫的人的，正如他不会与那些毫无道德可言的商人来往一样，这一点从富兰克林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因此，前后两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程度上。金钱欲从这个世上有人开始就同步存在了，有一些人会被金钱欲所控制，全身心地服从于他。就好比那位荷兰船长，他“不顾烧焦了的帆船，为了宝藏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当然，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现代资本主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一点恰巧是最为重要的。在所有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约束、残酷谋取金钱的现象。对于外国人与非集团的交往关系而言，贸易就像战争与海盗的行为一样，是不受任何限制、无法无天的。而且在兄弟之间，这种双重伦理是允许人们做出禁止做的事情的。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谋利活动，在经济社会中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公社、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朝庭以及官吏等手段为它提供机会是一直存在的。同样，投机者的这种嘲笑一切道德伦理的心态，一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冷酷态度，时常与严格地遵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随着传统的崩溃，自由经济企业的逐渐延伸到社会群体内部时，新事物仍然只是作为一个事实加以宽容而以，并没有的到伦理上普遍的认可与支持。这一事实不是被看作漠视伦理，就是被看作理应受到指责，可惜，它又是无法避免的。这不只是伦理说教的一个标准的态度，更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一直被人们在实际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指的是：在长期企业中合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还没有成为决定经济行为的主导力量。这种态度，正是现在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最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
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它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对手，就是被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称之为传统主义。对于这个术语，我们不得不放弃给出最后定义的一切尝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举一些事例，来说明其暂定的含义。现在，我们将从劳动者开始着手说起。
计件工价是雇主从雇用工人那里获取最大限度的劳动量的手段之一。 例如在农业中，收获期间是最需要劳动量的时候，因为，天气变化多端，对于农业而言，高额的利润与惨重的损失只区别于收获的速度。而且，收割的越快利润就会越高，因此雇主对于快速收割的兴趣也就越浓，雇主会采用提高雇工的工资来督促收割的速度，增加彼此的利润。
但是，雇主常常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计件工价的到提高之后，同一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变得更少了。雇工对于工资的增长做出的反应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雇工对于提高他们的工资所做出的反应，不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而是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例如，一个人每天收割2.5英亩地，按照每英亩地１马克的价钱，他可以获得2.5马克；但是，提高工资以后，每收割１英亩地可以得到1.25个马克；这样一来，只要他稍微勤快一点收割３英亩地，就可以获得3.75马克的工资。
但是，他习惯了每天挣得的2.5马克，所以他只收割２英亩地。对他而言，少劳动比多挣钱更具诱惑力。他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努力地做到最多，那么一天可以挣到多少钱呢？而是，为了挣到原来足以维持我的传统需求的2.5马克，我应该做多少活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传统主义的一个实例。人并不是天生就想挣很多钱的，他习惯了目前的生活状态，认为挣到现在需要的那么多钱就足够了。从近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时，就注定它会遭遇前资本主义劳动带来的极其顽固的抵制。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它越是遭遇抵制，所有面对的劳动力就越落后。
让我们回到这个事例中来。通过提高工资并不能调动获取的本能，那么，选择另一种相反的政策——降低雇工的工资，迫使他们做更多的劳动，工资却与以前相同，也许会获得好的收益。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愚昧的观察者仍然认为，低工资和高利润是相互联系的。似乎只要是以工资为形式付出的事情，利润都会相应减少。资本主义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多个世纪以来，都认为只有低工资才能促进生产；也就是说，只有低工资才能增加劳动成果。就好比皮尔·德·拉库尔很早以前就意识到的：只有在贫穷的时候，才会懂得劳动的力量有多么伟大。这一观点，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内一直被奉为信条。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看法与加尔文教派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种看似有效的方法，得到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劳动市场上雇佣廉价的剩余人口。然而，这支庞大的后备军尽管在某些场合有利于扩张，但是，它也会阻碍其质的发展，尤其阻碍了那些使用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的发展。低工资与廉价劳动并不等同。以纯粹量的角度来看，工资不能满足生理需求的话，劳动效率就会跟着下降，如此这样，就会导致不适者生存。今天，普通的西里西亚人，当他竭尽全力用心工作的时候，他所收割的土地面积也只是报酬较高、营养丰富的波美拉尼亚人，或者梅克伦堡人收割的三分之二；而靠近东部的波兰人，他的工作效率远不如德国人。
即便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看，假若所要生产的商品需要纯熟的技能，或者易损的贵重机器，或者需要高度的注意力与敏锐的洞察力，那么，低工资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低工资不但不能收获效益，反而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高度的责任心在这种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完成这种工作。因此，人们必须将劳动视为一种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天性的产物；仅凭低工资或者高工资是无法激活的，只有在长期的磨练中才能唤起人们的这种意识。如今，资本主义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招募劳动力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能轻易地做到；但是在过去，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仍然没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军支持，资本主义还是不能前进。下面，我们将会要论这支同盟军是如何如伴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