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柏林城市的源起，及其在普鲁士早期的发展情况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柏林城市的发展一直有悖于作为一个世界城市的标准发展过程。

从地理位置上讲，它既不临近重要的河流、出海的港口，又不在一个战略军事、十字路口重要位置或拥有任何其他作为世界城市的标志性物质。

柏林在欧洲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没有确立它的统治地位，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城镇在12世纪初才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17世纪末才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直到20世纪前夕才成为一个主要的大都市。

但在此过程中，柏林并没有遵循城市循序渐进发展规律，柏林的崛起是快速、强势的。

柏林的城市发展不仅受到工业化崛起、德国1848年革命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影响。

柏林的城市发展并不符合传统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传统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下，大城市是通过私营部门的自由放任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末才受到国家的干预。

柏林城市的发展，从马克·勃兰登堡早期，到普鲁士的新重商主义工业推广，再到德意志帝国典型的高科技、军事工业综合体，最后到现在，柏林一直有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传统。

虽然工业化来到柏林的时间相对较晚，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工业化才大规模兴起，但是柏林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却相当惊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达前夕，柏林在电子产品以及化学领域等战略转型产业方面独占鳌头。

战后的柏林经济的发展仍旧受到国家的干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与柏林的未来直接相关的六个州），国家继续将其沉重的、看得见的手伸向柏林的经济和城市发展。

柏林仍然在军事上被管制，并且仍然是在盟军占领下的旧德意志帝国最后的领土。

与战前一样，柏林战后飘忽不定的发展，继续让人感觉不到柏林城市的发展机会。

不论是从经济增长或者是衰退而言，柏林城市发展始终没有遵循传统世界大城市的发展规律。

简单地概括，柏林城市的战前历史可以被看作有四个大致时期：玛丽·勃兰登堡时期的早期历史、普鲁士工业化前的形成历史、普鲁士工业化时期的增长，最后是该市作为德国首都的“繁荣时期”。

冷战时期又可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关键事件：战争结束（1945年）、封锁和空运（1948-1949年）、修建隔离墙（1961年）、根据《四国协定》（1971年）实现西柏林冷战制度化稳定和柏林墙开放（1989年）。

最后，我们目前正目睹柏林墙1989年底倒塌以来柏林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际性的城市而言，柏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成立于立于1200年，当时维也纳、伦敦、巴黎和罗马已经是重要的国际性城市。

通常认为最早的柏林城镇发育所在地位于遥远的北部和东部，原本不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严格地讲，这个平坦的冰川覆盖地区的第一个定居点甚至不是柏林。

更确切地说，早在110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两个定居点:西边的斯潘道，施普雷河在这里汇入哈维尔河;东边的科彭尼克，施普雷河的上游。

后来，旅行者发现了施普雷河的一个优良港口，位于斯潘道和科彭尼克之间。

这个地方是为了产生孪生城镇科林(在1237年第一次被注意到)和柏林(在1244年第一次被注意到)。

这两个城镇最终在1304年合并。

后来，它们的规模超过了斯潘道和科彭尼克的老定居点，并最终吞并了它们。

起初这个合并而来的小城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周围被密布的水系隔绝，看起来并没有发展优势。

但柏林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野心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柏林政治地位的上升开始于1415年，当时马克·勃兰登堡(其中包括柏林)被作为帝国的封地送给了弗里德里希·冯·霍亨索伦。

就这样，霍亨索伦家族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长期统治。

但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以失去市政自治权为代价的。

虽然柏林早在1359年就加入了卢贝克汉萨同盟，但此时的柏林被迫结束了与这群贸易城市的联系。

霍亨索伦王子确立了对柏林的司法权，剥夺了这座城市贵族的特权。

尽管霍亨索伦王子的这一做法遭到当地人们的抵抗，但该市还是在1448年并入勃兰登堡州，几年后成为勃兰登堡州亲王选举人的永久居住地。

勃兰登堡亲王在柏林市修建了城堡。

这个遗址最终将成为未来政府建筑的核心，包括兵工厂、大教堂，以及几个世纪后被称为博物馆的博物馆群。

柏林与勃兰登堡的合并使柏林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

先是作为勃兰登堡的首都，然后是普鲁士的首都，然后是德国的首都，甚至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同盟国的首都。

霍亨索伦的统治并没有立即使柏林的地位上升到统治地位，因为当时霍亨索伦家族势力在欧洲大陆上仍然较弱，柏林仍然是一个相对适中的城市，隐藏在欧洲的一角。

人口仍然很少，瘟疫(仅1576年就有4000名柏林人死亡)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据相关资料显示，1600年柏林的城市人口为2.5万，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位列第九。

柏林最终从战争和瘟疫中恢复过来，并继续缓慢发展。

事实上，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破坏使霍恩索伦家族面临着迫切的改革，改革后的局面最终形成了普鲁士的早期国家结构。

1641年，这座城市第一个建筑条例颁布，由J.G.梅姆哈特完成柏林-科隆的第一个城市规划。

为了克服柏林城市的孤立和它天生有限的自然水网，17世纪晚期开始修建运河。

新修的运河改善了柏林东南至布雷斯劳和西里西亚其他城市的交通，西北经汉堡至北海。

1685年，被称为“伟大的选帝侯”的弗雷德里克·威廉颁布了《波茨坦公告》，欢迎那些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

胡格诺派教徒带来了新的工艺技能，如珠宝、丝绸和毡制品，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人、官僚和官员阶层。

1701年，勃兰登堡的选举人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加冕为腓特烈一世国王，柏林被选为其“首都和皇室所在地”，也就是将柏林定为首都。

柏林通过普鲁士的崛起而迅速成长。

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现代专制主义在中欧北部的早期根源。

1709年，柏林科林与相邻的弗里德里希斯瓦尔德、多萝西恩斯塔德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德定居点合并，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皇城。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国主义政策推行下，柏林的军事要塞逐渐修筑起来，现代军事工业和军队常备军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柏林人口也大幅度增加。

腓特烈国王一世还请来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卢特改造新首都，包括宫殿的新立面和新兵工厂。

尽管如此，普鲁士政府仍然担忧柏林的人口增长缓慢问题。

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刺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严格控制柏林移民的举措并非始于1961年，而是在1711年，普鲁士政府就禁止从该市移民，违法者将面临死刑的威胁。

柏林城市和人口的自由也受到了其他限制。

皇家通过普鲁士军队及税收来加强对城市的控制，同时还涉及到道路规划、高级官员和贵族住房的位置以及行会的监督等一系列问题。

普鲁士政府时期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对柏林早期的商业和工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普鲁士利用“现代”税收手段来支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支常备军，使柏林的经济效益超过了皇室席位享有的传统水平。

特别是，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第二任国王（1713-1740年），因其对军事的特殊狂热被称为“士兵国王”。

他下令在柏林驻军8000名，占柏林人口的十分之一。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法院的购买也促进了羊毛业、金属工业、武器行业发展。

其中一些工业制造了该市第一批重要的出口产品。

到了17世纪20年代，武器工厂的建立正在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普鲁士武器商店”，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重商主义的军工政策所推动的。

纺织品和武器商店为柏林可能出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了早期的基础。

1734-1736年，柏林市周围建起包围墙，最初并不是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免受军事攻击，而是为了通过海关管理来规范商业活动，反映了这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重视。

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40年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二世(1712-1786)——后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新国王,他所推行的“开明专制”涉及到普鲁士的宏伟计划,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显著。

他的统治也标志着历史学家格哈德·马苏尔所称的“柏林的崛起”，从“一个普通的、有些平庸的德国城镇”变成了“与伟大政治诞生的其他重要欧洲中心平起平坐”。

在腓特烈统治时期，普鲁士的人口达到了22.4万，其中10万人居住在柏林。

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超过了8万人，成为欧洲第四大军队。

普鲁士军队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在国家的预算中:在平均每年740万塔勒的国家收入中，近600万进入军队。

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柏林开始与维也纳争夺德语世界的领先城市地位。

年轻、更具侵略性、更有活力、信奉新教的柏林，正在挑战更古老、更优雅、贵族化和天主教化的维也纳。

这两个城市的并置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塑造德国政治。

18世纪下半叶更多城市出现了工业经济发展的迹象，伴随而来的也有诸多城市社会问题。

丝绸和其他纺织厂继续扩张，成为18世纪城市工业发展的关键部门。

国家官僚机构继续控制工业发展，不仅通过购买柏林的工业产品，还通过建立银行和皇家工厂。

除了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柏林这座城市本身也在扩张，在柏林-科林中心旧址的边缘建起了新的定居点。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投机和房租上涨的问题，1765年在柏林实施了第一套租金管制制度。

1770年开始进行系统的工作，将林登街改造成柏林的主要长廊，其中包括腓特烈二世批准拆除44栋建筑——这是柏林长期城市更新历史的早期例子。

标志着建筑向古典主义的转变，勃兰登堡门建于1788-1791年，仿照雅典的建筑风格。

在这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继续保持着它的军事面貌。

在腓特烈大帝去世的那一年（1786年），该市14.7万居民中约有4万人是士兵或其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