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时代”到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过渡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生了急剧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叶利钦执政的短短八年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模式就发生了两次转变，即从苏联的高度集权模式到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再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使得总统和议会这两个权力中心在事实上并存，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开始确立。

这种局面被武力终结之后，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模式，也就是“超级总统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其确立和实际运行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矛盾性：

（1）宪法本身的矛盾。

宪法虽然保留了三权分立原则，但是从法律上承认了总统凌驾于宪法和三权之上的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宪法关于立法机构内部的职能和权限划分也很不明确，政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充满了矛盾，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叶利钦时期政治体制效率的低下。

（2）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宪法所承认的权力严重失衡的“超级总统制”。

在叶利钦时期的实际运行反而较好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的权威在叶利钦时期只是体现在其对中央政府机构的完全掌握上，而并不能非常有力地左右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以及地方联邦主体。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发生了较之苏联乃至沙俄高度集权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转变，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和不足，从而体现出了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一、激进的民主化改革

1、改革的背景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形式正式批准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多党制、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等等。

对于以往改革的彻底绝望和对于历史的批判，促使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以往政治发展全面否定的倾向，从而广泛地产生了彻底告别过去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冲动。

这些现实因素直接导致了反共激进势力的上台，叶利钦正是以激进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总统选举中力挫群雄一举获得的选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即认为任何权力集中或与之类似的体制必然阻碍国家的发展。

俄罗斯应该永远跳出集权主义或权威主义的深渊，而这个跳跃愈快愈彻底，国家亦愈繁荣和发展。

俄罗斯社会这时也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美妙梦想，似乎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俄罗斯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激进民主化改革又具有明显的外缘型特征。

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经济利诱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权易手等形成的压力，是促使俄罗斯政治体制转轨的重要外部条件。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是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成熟的必然反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即外缘化的动力，以及藉此而生的国内政治理想主义。

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机构，把促进俄罗斯的民主置于其相关政策的突出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能够带来实际效果的措施。

例如出面支持俄罗斯的反对派和“民主人士”，针对俄罗斯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大力兜售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政治学，诱使俄罗斯以西方为改革蓝本。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要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为经济援助先决条件方面，比其过去强硬得多。

2、改革的措施

基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浪漫理想和对现实政治的彻底否定，独立后的俄罗斯开始实行总统设置、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等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基本原则又通过多次修改宪法以立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按照宪法修订本的规定，总统被确认为执行权力的首脑、国家最高公职人员，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在这种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权力重心是在议会，总统只是三大权力体系中执行权力的一部分，这很好地体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保持了一致，政府希望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并依靠西方的大宗援助，来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全面急速地推进改革，力争一步到位。

在经济上“一步越过深渊”，从而在政治上不给反对派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造成改革进程不可逆转之势。

叶利钦在其执政初期，一再提出从“‘社会主义地狱’到‘资本主义天堂”的口号，并积极推动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代会，原则上通过了他提出的“休克疗法”激进改革方案。

以大规模放开物价为标志，俄罗斯拉开了实施“休克疗法”的序幕，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改革大业。

3、改革的后果

首先，政治改革产生了“总统—议会制”的政治体制模式，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过渡性政治体制”，使得俄罗斯的政治秩序出现了混乱，政治权力也逐步走向多元化。

这主要表现在：

（1）由于两个权力中心分立、规则不健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而且权力也日益弱化，这形成了畸形的国家权力结构，与现代法制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政府机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与民众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交流与互动。

（2）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党。

不少政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重于思想、政纲纽带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政党及其纲领的较量。

此外，俄罗斯的低层次经济水平，发展水平使得政党难以以某种确切的社会经济利益为标准来划分。

而仅仅是为了选票和权力而运动，其注意力集中于无止境的政治斗争，政治参与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社会的转型在客观上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控制。

然而，俄罗斯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短缺问题，虽然急剧地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健全的市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的预防和保护机制，造成宏观失控混乱无序。

这主要表现为“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即：

第一，“雪崩式”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使用效率的下降。

根据国家杜马的材料私有化。造成高达一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三千亿美元的资金被非法转移到国外。使俄罗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第二，在商品短缺、垄断严重的条件下，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生产急剧滑坡并存即出现了两难的“滞涨”状态。

第三，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导致货币不足和“金融缺血”。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收支而大举国债，这又使国家陷入“债务经济”的深渊。

第四，结构改革政策失当。过快过猛地将高度军事化的苏联经济转为民用，反而导致军品和民品的生产双双下降，经济持续衰退。

同时为了充盈国库和偿还外债，政府对能源和原材料等出口创汇的主导部门实行扶持和倾斜政策，产业结构更加失调。

第五，过早、过度地实行外贸自由化和开放金融市场却没有制定必要的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加之三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的民族经济遭到沉重打击，跌落到了独立以来“最复杂、最困难”的境地。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需要持久的政治支持和有效的国家政府机构而俄罗斯在年这两样都不存在”。

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形成了两对矛盾，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和体制超前与社会资源滞后的矛盾。

这导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严重脱钩，以及相互对立和不信任民众。

一方面反对政府权威和控制，另一方面又抱怨政府没有取得成就与效率。

这一切都使得西方民主政治在俄罗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转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名不副实的权威主义

由于权威主义政治模式在对社会控制方面具有与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相似的倾向，以及在对社会控制方面具有与集权政治模式相似的管理手段，所以成为俄罗斯民主政治陷入困境时，首先考虑的发展模式。

在叶利钦的直接推动下，宪法得以迅速通过，从而很快确立了加强总统权力、弱化议会权力的三权分立体制，权威主义政治在法律上得到了体现。

随后，马上形成了一个由总统本人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内部整合工作。

致议会的“总统咨文”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将以往“反特权”、“反专制”的主张换成了维护“总统的权威”和“国家的秩序”。

然而，“制度的确立和制度的实际运行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虽然在法律上得到确立，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恰恰相反，政治权力继民主化改革之后的进一步多元化，成为之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明显特征。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宪法危机所引发的权力斗争，使得中央权力被严重削弱，而地方势力则日益膨胀。

虽然宪法用两院制的联邦会议取代了原议会，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与联邦会议，尤其是国家杜马之间没完没了的斗争贯穿了叶利钦的两个任期。

在此过程中，叶利钦为了寻求地方的支持，与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分别达成协议，允许地方自行其是。

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结果“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

因此，该年宪法也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它从法律制度上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在地方行政长官由最初的总统任命改为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就意味着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从而导致靠操纵选民出山的地方长官权力迅速扩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