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灾难题材中具备的“公共艺术精神价值”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从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灾难题材的公共艺术强调与人们的相遇是随机但有目的性的，在共同参与艺术活动（观赏、介入和对话）的过程中，使其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积极的成员。

除了普通题材公共艺术本身所带来的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异的平等的、非利害关系的互动价值，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使命似乎更加多元化。

就本文来看，人类遗产纪念碑、公共批评责任承担者以及情感互动关系的中介等多重角色共同完成了介入灾后重建的公共艺术的价值定位。

提及乡愁、国家纪念和人类遗产，那些大型的庄严肃穆的城市雕塑或纪念碑就会条件反射般的出现在脑海中。

这些单一而浓重的形象定义来自于公众艺术启蒙中多样性的缺失，目前国内的相关创作仍具有一些局限性，少有能够使普通人真正参与并与其个人经验产生共鸣的优秀公共艺术作品。

然而纵观世界范围，却实实在在存在灾后重建中使公共艺术扮演好国家纪念和人类遗产丰碑角色的案例，例如美国911国家纪念广场。

作为公共艺术介入灾后重建的基本目的，具有纪念意味的公共艺术强调的是在某个时间或空间内，采用某种形式来铭记大众对于灾难带来的悲剧的哀思，以及反思作为幸存者的我们仍应做些什么。

在此基础之上，911国家纪念广场呈现了一些在此之外更深刻内省的东西，如前文所述，纪念广场是一个在完全融入城市纹理的普通生活广场基础上，融合了纪念与哀悼功能的公共艺术区域。

因此，在满足了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基本纪念性功能的同时，从根本避免了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给人传达的信息和印象是承担着道德或权力的说教功能的艺术作品。

它们实际上与观赏者保持着物理和心理的双重距离，促使观者被动的产生敬畏的感受。

相反，911纪念广场的设计则是温柔的拥抱着每个在此地驻足的人，与每个人分享不一样的感受和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灾难题材公共艺术作为人类遗产纪念碑价值的最大化。

此外，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价值除了在于铭记哀思、记录人类历史与遗产之外，还在于灾难题材公共艺术在公共领域所需要承担的公共批评责任。

相对于纪念碑式公共艺术的长久和稳定，这一板块的创作则倾向于短期的时效性与攻击问题本质的深刻性。

“前景1号新奥尔良”是新奥尔良的第一个国际双年展，由丹·卡梅伦发起和策划。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使该城遭受严重破坏（包括自然灾害和政治上遭受的破坏），展览刚好举办于该城重建之际。

卡梅伦在他的策展意向声明中说，“虽然人们都知道，这个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是穷人和黑人，但是大众传媒还是和政府一样，没有准备记录、解释并应对千家万户所面对的现实。”

对于策展人卡梅伦和当地的参展艺术家来说，卡特里飓风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不仅使城市受创，而政府的不作为给他们以双重打击。

在展览的筹备阶段，虽然没有明确的主题，但是这个城市的背景和刚刚发生的灾难事件非常“深刻而丰厚”，如图5.1。

在这个案例中，艺术家们和其艺术作品主动承担着公共批评的责任。

相对于纪念碑式公共艺术的不断中性化倾向，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意图控诉美国政府三级治理结构（联邦-州-地方）和地方自治方式在新奥尔良灾后重建中表现的滞后和无效率。

目的在于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精神高呼。

对于这次表面上有些强势的公共艺术介入，作品在除美术馆之外的许多位置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占领着空间，如图5.2）。

绑架当地大众的视觉体验，但实质上这个展览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第一个与其所在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令人深省的双年展。

他们的这个短期公共艺术介入计划本质上宣告的是一种公众批评权利的所有权。

大众有权在社会事务中为自己发声，无论是这些灾难题材公共艺术对于制度结构带来的滞后的反抗，还是对地域化的差别对待的讨伐，无不显示着公共艺术在介入灾后重建中市民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必要审慎乃至应有的监督批评功能。

这种由过去在传统艺术体验中被动受教育和训导转化为主动实施自己话语权的改变。

是灾后重建大背景下的契机，但也是公民意识逐渐开化的具体表现，在这个深层次的探讨中,一种与特供、专享所对立的平等、同权在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介入中一一显现。

人类情感关系互动的中介作为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价值中最复杂最深刻的一环，被特别的置于文末探讨。

相对于人类遗产纪念碑中人和灾难的关系以及公共批评责任承担者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情感关系互动的中介则是真实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公共艺术在此的价值更倾向于一种愉悦和激励大众发生关系的特殊方法和平台，创造群体的共识和认同感。

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发生之后，在南芦屋国宅（兵库省）的众多重建计划中，有一个特殊的户外改善计划，即为田莆律子所做的《有许多规定的快乐农场》，作品选择了建筑群之间的两块空地，如图5.3。

这个公共艺术计划以持续性拜访即将使用这群国家廉租住房，但目前仍暂居临时住宅的居民来揭开序幕。

灾难摧毁的是工业文明下的城市，但是无论何时人类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开始的与土地的紧密联系都不会改变，朴实坚厚的土地结合辛勤的劳动象征着的希望和收获。

艺术家田莆律子在灾难题材公共艺术作品《有许多规定快乐农场》中寄予了对灾后重建的美好祝福，更为重要的是这其中的“规定”是乌托邦式的平等分享，对于遭受悲痛的灾区人民这种质朴且包容的关系无疑是一剂良药。

此外，在这个公共艺术介入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体现的不仅是灾难题材公共艺术作为灾区的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互动中介的价值，还囊括了一种地方或者说更高一级的政府对于灾后重建的高度重视和人性化关怀。

这个由上而下的特殊的改善计划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是国家对于灾情中必要的灾后心理干预的一种支持，更是去制度化、标准化和集权化秉持以人为本的态度进行灾后重建的具体案例。

由此可知，以公共艺术的角度介入灾难事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构建人类情感关系互动的方法之一。

911国家纪念园作为灾难题材公共艺术中的典型案例，在逐步对其发生的背景、创作过程以及精神价值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过程中。

本文探索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为更为宏观的灾难题材公共艺术这个大范畴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一些结论。

有关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创作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了解灾难事件的内容和特性是前提。

不同灾难类型必须采用不一样的审美态度，但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保持宏观视野，同时兼顾受灾群众、普通人以及艺术家所代表的官方机构的情绪。

这一条启示很好的对应了公共艺术所要求的视域的宏观性，但相异的地方在于灾难题材所带来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与灾难题材的敏感程度成正比，某种灾难破坏力越大其公共艺术作品的限制就越多，受难者家属、受灾群众、社会媒体等多个角色都在时刻的关注它的动向。

因此在灾难题材公共艺术创作的背景阶段就需要依据灾难事件处理好各个角色的关系，具体方法见第二点；

2.多方力量包括官方和民间以及艺术家的参与形成有效制度，保证灾难题材公共艺术权属的人民性。

相对于其他公共艺术的主题，灾难题材公共艺术具有自发性的特征，无论在何种社会意识形态下其都会是被重视的对象，这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认知。

对应911国家纪念园的重建设计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各个阶段发展过程中多方力量均有参与，为后续的创作过程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并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如若在背景这一阶段形成相关有效的参与机制，其中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时间成本就会减少许多。

在创作过程上的启示以灾难题材创作背景处理的方法论为基础，在大基调上完成复合审美意向的具象化是大体的宗旨，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其内核的渗透性和理论的指导性。

以911国家纪念园的创作方法为范本，首先是宏观的灾难题材公共艺术的体裁选择和纪念性价值的表达问题。

对于体裁的选择应选择用更合理更深刻的方式去取代传统的、主观的、强势的纪念碑或是纪念雕塑，以中立客观的表达引导空间中的人们去发现和思考。

对于纪念性价值的表达，适当摘除或弱化权威的目的性纪念，以“岁月”和“历史”价值记录为主也许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再者是中观的形式排列组合的问题，“有意味的形式”相对与直白的形式或者无意义的排列是一种运用范围更广可操作性更强的灾难题材公共艺术创作方法。

它不仅延续了“消失的纪念碑”中的反传统的纪念碑形式倾向，同时如果灾难事件复杂难缠时，例如前文论证过程中类比的案例越南战士纪念墙中的越南战争，关注人性本身的价值并给予复杂的主题穿上隐晦的次序外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最后的创作方法部分探讨的是微观的呈现方式，合理的利用和放置现成品是事半功倍的公共艺术呈现方法。

由于灾难题材相对于其他普通题材的特殊性，灾难事件不可逆的破坏力和造成的物质精神创伤最直接的体现即是物质世界的不寻常的被破坏状态，其带来的多重感官冲击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创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