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一个守墓人的亲身经历，是他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还附着钞票，要他每周在她儿子的墓地上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见面了。一辆小车开过来停在了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夫人在门口的车上，她病得走不动了，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彩。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个礼拜都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正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的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一直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去医院的孤儿院，那儿里的人都很爱花。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是活着的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守墓人后悔自己的一番话太草率、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的。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小女孩的礼物
婚姻的价值不在于成人创造了孩子，而在于孩子创造了成人。
——德维瑞恩
这是詹姆斯·道森在《坚韧的爱》中提到的一个故事：
父亲到几家教会分送福音影片，他觉得这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因为，从前他在监狱里就是借着这些影片认识了耶稣。他收到了一些钱，回到家，他让妻子拿8块钱去买食物。
在商店里，妻子买了食物，想到明天就是圣诞节，家里还没有一件圣诞礼物呢。于是，她忍不住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张金色的包装纸和一盒录音带。
回到家，父亲却为她多花了一块钱买了他们不是十分需要的“奢侈品”而生气，他们争吵起来。就在争吵的时候，他们3岁的女儿在妈妈的购物袋中找出了那张金纸，就拿到起居间去包在一个小盒子上了。
父亲终于发现孩子不在面前，就去找她。他看见她抱着纸盒坐在地上，盒子上包着金纸，还有半卷录音带。他为她糟蹋了这么值钱的东西而气愤，他抓起女儿来，狠狠地打了她几下，然后，把她关进了房间。
第二天早晨，小女孩一起来就跑到圣诞树后，找出她的金纸盒，她欢乐地把纸盒抱到父亲面前：
她说：“爸爸，这个给你。”
“哦，谢谢你！”父亲为她找到了一些可以当礼物的东西而挨了打感到惭愧。他慢慢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却发现是空的。
父亲又生气了，说：“你为什么给我一个空盒子？”他冲孩子吼起来，“你送礼物给人家的时候，应该放一个礼物在里面！”
“哦，不是的，爸爸，”小女孩天真地仰起脸来，“这个盒子不是空的，它装满了爱和亲吻呢！昨天我站在那里，为我的爸爸把亲吻和爱都使劲吹进去了，那都是给你的。”
父亲忍不住了，他哭泣着抱起女儿，请求女儿原谅，并且跪下来向上帝忏悔。
父亲把纸盒放在床边，在后来许多困难的岁月里，在他情绪恶劣的时候，他就默默地打开纸盒，从里面“拿出”女儿的亲吻，然后轻轻抬头说：“谢谢，上帝。”
鲜花中的爱
只要我们还能丧失某些幸福，就说明我们还拥有一些幸福。
——塔金顿
父亲第一次送鲜花给佳迪·库尔特是9岁那年。那时，她参加了6个月的踢踏舞学习班，准备迎接学校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作为新生合唱队的一员，佳迪感到激动、兴奋。但她也知道，自己貌不出众，毫无动人之处。
真叫人大吃一惊，就在表演结束来到舞台边上时，佳迪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而且往她怀里放了一束芬芳的长梗红玫瑰。佳迪站在舞台上抱着那些红玫瑰，脸上通红通红的，注视着脚灯的另一边。那儿，她的父母笑吟吟地望着她，使劲儿鼓掌。
一束束鲜花伴随着佳迪跨过人生的一个个里程碑，而这些花是所有花中的第一束。
佳迪的16岁生日快要到了。但这对佳迪并不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
佳迪身材肥胖，没有男朋友。可是好心的父母要给佳迪办个生日晚会，这给佳迪的心情愈发增加了痛苦。当她走进餐厅时，桌上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大束鲜花，比以前的任何一束都大。
佳迪想躲起来。由于没有男朋友送花，所以父亲送了她这些花。16岁是迷人的，可她却想哭。要不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弗丽丝小声说：“呃，有这样的好父亲，真运气！”她真就哭了。
时光荏苒，父亲的鲜花陪伴着佳迪的生日、音乐会、授奖仪式、毕业典礼。
大学毕业了，佳迪将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并且马上就要做新娘了。父亲的鲜花标志着他的自豪，标志着佳迪的成功。这些花带给她的不仅仅是欢乐和喜悦：父亲在感恩节送来艳丽的黄菊花，圣诞节送来茂盛的圣诞红，复活节送来洁白的百合，生日送来鲜红的玫瑰；父亲将四季鲜花扎为一束，祝贺佳迪的生日和他们搬进自己的新居。
佳迪的好运与日俱增，父亲的健康却每况愈下，但直到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他的鲜花礼物从不曾间断过。父亲从她的生活中失去了，她将最大最红的一束玫瑰花放在他的灵柩上。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佳迪时常感到有一股力量催促她去买一大束花来装点客厅，然而她终于没去买。她想，这花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意义了。
又到她的生日了。那天，门铃突然响了。她觉得意外，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丈夫打高尔夫球去了，两个女儿也出门了。13岁的儿子麦特一大早就跑出去玩，根本没提到过她的生日。
因此，当她见到麦特站在门口时，心里一惊。
“我忘带钥匙了，”他耸耸肩说，“也忘记您的生日了。喏，我希望您能喜欢这些鲜花，妈妈。”他从身后抽出一束鲜艳的长寿菊。
“噢，麦特，”她喊道，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我爱鲜花！”
爱的觉悟
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的蜜。
——雨果
近来，克雷格·诺瓦在教12岁的女儿学用假蝇饵垂钓。这既有趣又安全，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比如对付涨潮和急流，他教女儿时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春时节，他最中意的那片水塘便开始有蜉蝣出现。这种小昆虫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木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特有的赭色。为把这种颜色掺入人造蝇饵，他在用来充作蝇体的仿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此外，他又买了些澳大利亚袋貂皮，取一块放在锅里染色。
染的时候，他站在锅的一边，女儿站在另一边。她突然问他：“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口气坦诚率真，宛若在问他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蝣。
“比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克雷格说。女儿望着他，似乎在玩味这话的意思。“另外，”他接着说，“还有别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你会同某人结婚，白头50年，到那时候，你的感情会与求爱之初大不一样，它会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克雷格看看锅里，沸滚中微微起伏的紫色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似的泡沫。他用长叉把毛皮从锅底捞起。染液流下，滴回锅里，这声音似乎代表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绝妙结合。
“我喜欢那种忠贞不渝的爱，”他说，“不过，你喜欢哪种该由你自己决定。”
“我们春天去钓鱼，是吗？”
“当然，”他说，“去的，一定去，宝贝儿。”
一场关于爱的讨论就这样微妙地同捕钓鳟鱼混为一体，给克雷格留下许多问号。他告诉了女儿蜉蝣和五彩虹鳟的习性，但他真正想要向她传达的是什么呢？
一次，当克雷格起床去往垂钓的那个狭长池塘时，答案突然出现了。池塘边有棵苹果树，到蜉蝣开始出没的季节，树上的花朵便倒映在水面上。鱼儿浮上来找食，使池水泛起阵阵涟漪，有时则泼剌跃出水面溅起水花。他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来的地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克雷格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他仿佛是存在于时光之外，但同时又会产生某种回忆，以及些许透入内心的亲切感。说他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他身心舒畅，生气蓬勃，满怀兴奋。他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他试图传达给女儿的正是这么一个时刻。但愿有朝一日，当她站在这同一池塘边抛下钓丝时，也会想起父女一起染毛皮、一起讨论爱情的夜晚。
如愿以偿
离别之于爱情好比风之于火，它能将小火熄灭，使大火熊熊燃烧。
——比西·拉比旦
坐在联合火车站的检票室内，吉尔博特·莱特能看清走上台阶的每一个人。
吉尔博特左侧的杂志亭的主人托尼研究概率学，因为他喜欢赌赛马。他宣布，根据他的理论可以算出，如果吉尔博特·莱特在这儿再工作120年，吉尔博特·莱特就会看见世界上所有的人。
于是吉尔博特·莱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在像联合火车站这样的大站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你将看到旅行的每一个人。吉尔博特·莱特将他的理论告诉给许多人，可除哈里外没有人为之所动。他3年前来此，接9点5分的火车。吉尔博特·莱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哈里的那个晚上。当时他很瘦，很焦急。他穿戴整齐，吉尔博特·莱特知道他在接他的恋人，而且见面后马上就结婚。吉尔博特·莱特不用解释他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如果你像吉尔博特·莱特一样在观察人们等在台阶尽头中度过18年，你也会很容易地得出上述结论。
瞧，旅客们上来了，吉尔博特·莱特得忙一阵儿了。直到9点18分的车快到时，他才得闲看一眼台阶尽头，令吉尔博特·莱特吃惊的是哈里还在那儿。
9点18分的车过去了，她没来，9点40分的车也过去了。乘10点2分的车的旅客来了，又纷纷离去了，哈里绝望了。他来到吉尔博特·莱特的窗前，吉尔博特·莱特问他，她长的是什么样。
“她小个儿，有点黑，19岁，走路很端庄。她的脸，”他想了一下说，“看起来很精神，我的意思是她会发疯，但从不持续很久。她的眉毛中间皱起一个小疙瘩。她有一件棕色皮装，不过也许她不穿那件。”
吉尔博特·莱特不记得见过那样的人。
他给吉尔博特·莱特看他收到的电报：星期四到，车站接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梅。发自纳伯拉斯卡州的奥麦哈。
“那么，”吉尔博特·莱特最后说，“为什么不给你家打电话？也许她先到了。”
他不自然地看了吉尔博特·莱特一眼。
“我到这儿才两天。我们打算见面后去南部，在那儿我有一份工作。她，她没有我的地址。”他指着电报，“我收的是普通邮件。”
说完他走向台阶的尽头，察看乘11点22分的火车到来的旅客。
吉尔博特·莱特第二天上班时，他又在那儿，他一看见吉尔博特·莱特就走了过来。
“她有工作吗？”吉尔博特·莱特问。
他点点头：“她是个打字员。我给她以前的老板发过电报，他们只知道她辞了工作去结婚了。”
这就是他们相识的开始。以后的三四天，哈里接每一辆火车。当然，沿线做了查找，警察也参与了此事，但是没能帮上忙。 吉尔博特·莱特看得出，他们都认为梅显然是愚弄了他。但不管怎样，吉尔博特·莱特没有相信。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哈里和吉尔博特·莱特闲聊。
“如果你等得足够久，”吉尔博特·莱特说，“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她走上这个台阶的。”
他转过身看着台阶，就像他们从未见过面似的，但吉尔博特·莱特仍继续解释着托尼由概率学得出的结论。
第二天，吉尔博特·莱特来上班，哈里就站在托尼的杂志亭柜台后面。他难为情地看着吉尔博特·莱特说：“你瞧，我总得有份工作，是不是？”
于是，他成了托尼的伙计。他们再也没有说起梅，也没有提到吉尔博特·莱特的理论。但吉尔博特·莱特注意到，哈里总是看着走上台阶的每一个人。
年底，托尼在一次赌博的争吵中被杀了，托尼的遗孀将杂志亭交给哈里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她又结婚了，哈里便买下了杂志亭。他借钱安装了苏打水机，不久他的生意便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