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八六九年或一八七○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买了地产。他在美国有很大的产业，他之所以回到英国，是因为他不想和黑人成为邻居，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的权利。他性格孤僻、可怕且暴躁，发怒的时候还经常说粗鄙的话。在他定居霍尔舍姆的这几年，他深居简出，没有人见他进过城。他有一个花园，房子旁边有两三块地。他有时在花园里散步，但有时几个星期都不出门。他喜欢喝白兰地和抽烟，但他不喜欢交友和社交活动，就和自己的兄弟也不相往来。但是他很喜欢我，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我记得一八七八年，他回英国八九年了，他请求我父亲让我和他同住，他用他的方式来疼爱我。他有空的时候常和我一起下棋，他还让我代表他和仆役、商人们打交道，所以我十六岁时就俨然成了屋中的主人。我管理所有的钥匙，只要不打扰他，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有一个例外。他有一间密室，是阁楼中的一间，那间屋子，常年都锁着，谁也不能进去。我曾怀着一颗孩子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屋里窥视，但是只见几个破旧的箱笼和包袱，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记得那是一八八三年三月的一天，有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放在桌子上。对他来说，收到外来的信确实是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他的账单都是现款支付，而且也没有朋友。他拿起那封信，诧异地说：‘从印度来的，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即把信拆开，忽然有五个小橘核从信封里掉出来，落到盘子里。我正想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只见他脸色大变，双眼发呆，面如死灰。他凝视着信封，突然大声叫道：‘KKK！天啊！天啊！罪孽难逃啊！’我叫道：‘伯父，这是什么？’他说：‘死！’然后就站起身回到他的房间里。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我拿起那封信，发现信封涂胶水的地方有三个红墨水写的‘K’字母，信封内除了五个干橘核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离开早餐的桌子准备上楼时，正见他下楼来，他一手拿着一只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阁楼那间密室的，一手拿着一个像是放钱用的小铜匣子。他发誓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仍会击败他们。’接着对我说：‘让玛丽给我房间里的壁炉生火，再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我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当律师到的时候，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烧得很旺，壁炉里有一片黑色的纸，随火势飞了起来。那铜匣放在壁炉的一旁，里面是空的，当我瞧着那铜匣时，见它的盖子上印着和早晨在信封上所见的一样的三个‘K’字母。
“我伯父对我说：‘约翰，我希望你做我遗嘱的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和连带的所有有利或不利的东西，都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当然，这些将来也是留给你的。你能平安无事地享用它们更好，如果不能，我劝你就把它送给你的敌人吧。我很忧愁，我送给你的东西有福有祸，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现在你按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字吧。’
“我按他的话签了字，律师把遗嘱带走了。这是一件奇特的事，所以我有很深刻的印象。我反复地揣摩，也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过了几个星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我对这件事不安的感觉也慢慢缓和。但是，我伯父却从此举止异常，他喝酒比以前更多，更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自己的房间里，并把自己锁在屋内。他有时喝多了，会拿着手枪，从屋里冲出来，到花园里乱跑，发狂般地喊叫说：‘我谁也不怕，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我圈禁起来。’等到发狂完，他又迅速地跑回房间，锁上门，又插上门闩，好像一个人内心极为恐惧，无颜再装下去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看见他的脸，就是在寒冷的日子，也满脸是汗。
“福尔摩斯先生，请您再耐心点听，我现在就说此事的结局。有一天夜里，他喝得大醉，突然跑出去，可是却没有再回来。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面朝下跌在花园里一个浮着绿萍的污水坑里。但是找不到凶手的痕迹，水坑也只有两尺深。因此，检察官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为，断定他是自杀，但是我知道他从来没有死的念头，难以相信他会跑出去自寻短见。事后，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和在银行里的一万四千英镑的存款。”
福尔摩斯说：“听你说的这件事确实很奇怪，请你把你伯父接到信的日期和他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信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收到的，他的死亡时间是在七个星期后，五月二日夜里。”
“谢谢，请你继续说吧。”
“当我父亲接管了霍尔舍姆的房产时，我让他把平时锁的阁楼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那个铜匣，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被烧毁了。盖子的里面有一小张纸，纸上写着三个‘K’字母，下面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名册’等字样，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我伯父烧毁的文件的性质。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有许多散乱的文件和日记，记录的是我伯父战争时的功绩和他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关于美国战后南方各州几省改组的事，他对于北方释放黑奴的政策很反对。
“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是一八八四年初。一直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一家人坐在桌旁吃早餐时，我父亲突然大叫一声，只见他呆坐在那里，一手拿着一个刚拆的信封，一手托着五个干橘核。之前他听我说过我伯父收到信后荒诞滑稽的故事，他当时觉得好笑，此刻自己遇到同样的事，却也大惊失色。他问：‘约翰，这是怎么回事？’那时我心里也很忐忑，说：‘这是KKK。’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喊道：‘不错，就是这几个字母。但是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从他的肩头望过去，念道：‘把文件放到日晷台上。’我父亲问道：‘什么文件？什么是日晷台？’我说：‘花园里的日晷台，别处没有。但是文件已经被烧毁了。’他安慰自己说：‘我们是在文明的国家，不会有这样的祸事发生。这信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说：‘从顿提来的。’他说：‘这是一个恶作剧。日晷台和文件，是什么意思呢？我对这种无聊的事不会理会的。’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报警。’他说：‘那样只会被取笑。’‘那么，让我去吧。’‘不要，你也不要去。我不愿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我知与他争辩没用，因为他是很固执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忐忑不安，有种不好的预感。收到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壁垒的指挥官。我对于他的外出，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以为他离家了就可以避开灾祸，可是我想错了。在他离家的第二天，我收到少校发来的电报，让我立即去他那里。说我父亲失足摔进一个很深的坑里，救起来时头骨已经碎了，来不及抢救。我匆忙赶到那里时，他早已离开人世了。据说他是在黄昏的时候从费尔哈姆回来，因为对道路不熟，失足掉进了铅矿的深坑而死。我仔细地检查和死因有关的事实，但也不能证实是被谋杀，因为没有打斗过的痕迹，没有脚印，也没有人在路上看到抢劫的事。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我觉得一定是有人策划了某种阴谋杀害了他。
“于是，我继承了遗产。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还要继承？因为我想我们家的灾难和这不祥的遗产有关，给了别人，还要连累人家，还是我自己承担吧。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离开我们的，至今已有两年八个月了。这段时间里，我在霍尔舍姆生活得很幸福。我希望那灾祸已经离开了我的家庭，它已和上代人一起告终了。不料，快乐的日子不长，昨天早上，我伯父和我父亲曾遭遇的事，又降临到我的身上。”
这时那年轻人从衣服的口袋里取出一个被揉皱的信封，和五个干橘核放在桌上。他接着说：“信的内容和我父亲接到的一样，三个‘K’字母和‘把文件放在日晷台上’。这封信的邮戳是伦敦东区的。”
福尔摩斯问：“接到信后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
那年轻人低下头，消瘦的手捂着脸，说：“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希望了。我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被一条毒蛇凝视着一般。我想没有预防和抵御的办法了。”
福尔摩斯说：“先生，你一定要有所行动，否则就真完了。除了你自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挽救你了。不能再等了。”
“我已经报警了。”
“啊！”
“但是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只是笑。好像认为这些信只是恶作剧，我伯父和我父亲的死都是意外，和这封信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挥了挥拳头，喊道：“那些没用的蠢货！”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守在我的房子里。”
“今晚他也和你一起来了吗？”
“没有，他的任务只是守在那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地挥动着拳头，叫道：“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
“我不知道啊，我今天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起我的困境，他才建议我来找您的。”
“这是你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了。我们应当在此之前有所行动。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些情节，还有没有可以对我们有启发的细节？”
约翰·奥彭肖说：“有一件。”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已褪色的蓝纸，放在桌上，说，“我还记得那天，我伯父在烧纸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纸就是这种颜色的。这张纸是在他房间的地板上捡到的，我想它可能是从那一沓纸里掉出来的，所以没被烧掉。这纸上除了提到橘核外，好像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猜它可能是日记的一页，这上面的字迹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向桌子移近了一些，我们低头仔细看那张纸。纸边不整齐，明显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八六九年三月”，下面的内容是：
四日：赫德森来，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寄橘核给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清除。
十二日：拜访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福尔摩斯把纸折起来还给那年轻人说：“谢谢你。现在不能再耽搁了，我来不及和你多说。你现在马上回去，开始行动。”
“我要做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并且马上去做。你把给我们看的这张纸放到你说的那个铜匣里，另外附一张便条，说明其他文件都被你的伯父烧毁了，这是仅剩的一张。之后，你把铜匣放到信上所说的日晷台上。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福尔摩斯说：“现在不必想报仇之类的事。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得胜，但既然他们已经织好了网，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现在首要的是消除你此刻面临的危险，之后才是揭穿秘密，惩戒那些恶党。”
那年轻人站起身穿上雨衣，说：“谢谢您，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
“你必须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你现在必须小心保护你自己，因为我深信此刻正有危险在威胁着你。你打算怎么回去？”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不到九点，街上人还很多，我希望你路上能平安，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小心防范。”
“我身上带有武器。”
“那最好。我明天就开始处理你这个案子。”
“那么，我在霍尔舍姆等您。”
“不，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伦敦，我将在这里侦查。”
“那么过一两天我再来告诉您关于铜匣和文件的消息。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说完，他和我们握手告别。外面的狂风依旧很猛烈地吹着，雨点粗重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的故事就像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随着暴风雨而到来，现在又被卷走了。
福尔摩斯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头向前倾，注视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随后，他点燃烟斗，靠着椅背，看着烟圈一个个地升向屋顶。
他说：“华生，我想我们以前经历的案件中，没有比这个更离奇的了。”
“也许除了‘四签名案’以外，这个是最离奇的。”
“对，‘四签名案’要除外的。依我看，这个约翰·奥彭肖比舒尔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我问：“你对这危险有什么看法？”
他说：“危险的性质已经没有疑问了。”
“那么，是什么呢？谁是KKK？为什么要害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福尔摩斯闭上眼睛，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说：“理想的推理家，只要知道了一个事实的一个方面，就能从这一个方面推理出事实的各个方面和结果。就像生物学家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描绘出这种动物的原形，这是很难的事。每个案件，我凭借发展的事实，虽然不能马上得到结果，但是借此也能推测出起因。华生，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曾准确地说出我的局限性吗？”
我笑着说：“我记得。我说你对哲学、天文学、政治学几乎不懂；植物学，懂一点但不精；地质学造诣很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就算一块泥土，你也能辨别出它来自哪里；化学知识独特；解剖学知识熟悉但没有系统；惊险文学和犯罪学，别人是无法与你相比的；此外，小提琴、拳击、剑术和法学等都精通；是香烟和可卡因的毒害者。这些就是我对你分析的重点。”
福尔摩斯听完最后一句，不禁笑起来。他说：“嗯，我现在要说的，过去也对你说过，就是一个人所用的工具都应该藏在自己的脑袋里，其次是放在书架上，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使用。现在，为了眼前这个案件，就应该用书架上的工具书。华生，请你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的K字部给我。谢谢！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势，看看能得出怎样的推论。首先，奥彭肖上校一定是有某种原因才离开美国，抛弃气候宜人的佛罗里达来到英国的乡镇定居。他在英国拒绝与人往来，也许是因为他对某人或某事的恐惧而被迫离开美国。至于他怕的是谁，我们可以从这几封信上推测一下。你注意那几封信的邮戳了吗？
我说：“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第二封是从顿提，第三封是从伦敦寄来的。”
“都是从伦敦的东部寄来的，对于这点你有什么看法？”
“那三个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很有可能住在船上。”
“很好，我们已经掌握了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写信的人都是在船上。现在我们分析第二点。本地治里寄出的那次，从收到信到出事，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顿提的那次却只有三四天。这说明什么呢？”
“前面那次的路程比较远。”
“但是第二封也是经过较远的路程。”
“那我就想不出来了。”
“我们可以假设，发信人是坐帆船，如果他们是坐邮船，那么信和人应该是同时到达。现在收到信和出事隔了七个星期，这说明他们乘坐的船一定比邮船迟七个星期。”
“这是可能的。”
“还有，你看从顿提寄出的那次，第三天就出事了，这是因为顿提离伦敦比较近。现在的这封信是从伦敦寄出的，时间就更快了，所以我极力告诫小奥彭肖要尽快防御。”
我叫道：“天啊！他们这么紧逼，到底是为什么呢？”
“奥彭肖所持的文件一定与船上的人有很重要的关系。我想他们应该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接连杀害两个人，而且所用的手段让别人完全看不出是暗杀。他们之中一定有有勇有谋的人。不管文件在谁手里，他们都要把文件弄到手。KKK很可能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是什么团体呢？”
福尔摩斯俯身向前小声说：“你没听说过三K党吗？”
“没听说过。”